title: 送愛到阿里山  Emma公司把床墊送上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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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洪肇君／嘉義報導

「厚，你那邊抬高一點啦」阿里山鄉新美國小學童昨天下午忙著搬新床墊，全校3到6年級學生都出來幫忙，這是德國品牌Emma床墊公司的贈品，小朋友還要請家長來載回家，昨晚就開開心心睡新床。

新美國小屬於教育部列冊極偏小學，全校才21名學生，清一色鄒族小朋友。透過臺灣偏鄉兒童教育基金會轉介，Emma公司4日送來18張大小床墊，有標準尺寸、雙人折疊床，還有兩張超大雙人床。

▲新美國小小朋友分組幫忙搬床墊。（圖/記者洪肇君攝）新美國小校長黃奕仁說，新美村常住人口二百多人，海拔約600公尺，村民大多務農，想買一張新床得下山到嘉義市區，來回至少三個鐘頭。

在偏鄉兒童教育基金會告知這個好消息之後，就對小朋友們進行家庭調查，床墊轉贈給有需要的家庭。

昨天下午，Emma公司專人專車把床墊送上山，司機山路繞半天還差點走錯路。但車子一進校園，小朋友都很興奮，中高年級被叫出來幫忙搬床，嘿咻嘿咻努力抬床，先搬到教室騎樓，等各自家長來載。

▲小朋友們幫忙從貨車上把床墊搬到教室廊下，等家長來載回家。（圖/記者洪肇君攝）臺灣偏鄉兒童教育基金會執行長羅繼志表示，極為感謝Emma公司義舉，讓偏鄉小朋友有機會睡到德國原裝進口的高級床墊，親身感受企業的愛心；除了新美國小，另有部分床墊送到達邦國小，都屬於偏鄉山區小學。


people: 卓伯源 鄭麗文 劉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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劍潭研討會/李本京:真相不容扭曲 夏立言:讓歷史存真 卓伯源:抗日會戰保台 鄭麗文:構建兩岸和平基業 張亞中揭三大任務 徐炳強:振興民族氣節

2025-09-05   墨新聞｜記者韋石／綜合報導

記者江偉碩/綜合報導

紀念對日抗戰勝利暨台灣光復80週年學術研討會，9月4日下午在台北市劍潭青年活動中心經國紀念館一樓集賢廳舉行，由中華戰略學會理事長李本京、中華民族團結協會理事長夏瀛洲與中華民國忠義同志會理事長徐炳強共同主持。

李本京教授在開場致詞時指出，抗戰勝利後，依據「開羅宣言」，台灣重回中華民國懷抱，是對日抗戰重大成就之一。為使台灣光復後，能迅速恢復地方秩序，中央政府成立「台灣行政長官公署」，並開辦政治、軍事、經濟、教育、文化等各類人才幹部訓練班，完成台灣的接收與重建，這些施政措施使戰後台灣社會秩序快速恢復，奠定國家邁向安定與繁榮基石。這段歷史真相絕不容扭曲。

胡為真(右)、李本京(中)、徐炳強(左)。(王長河攝)國民黨副主席夏立言也應邀出席，他表示，今年同時是抗戰勝利暨台灣光復80周年，在那場艱苦卓絕的8年抗戰中，超過三百萬國軍將士英勇犧牲，捍衛了中華民國，守護家園。歷史不容遺忘，抗戰是由中華民國政府、中國國民黨、以及蔣中正委員長所領導，這是清楚的歷史事實。紀念，不僅是緬懷，更提醒大家要承繼先烈精神，繼續守護中華民國、守護民主自由；希望國民黨2028贏回政權，讓中華民國的歷史存真延續。

夏立言。(王長河攝)另外，宣布參選國民黨主席的前彰化縣長卓伯源、前立委鄭麗文、孫文學校總校長張亞中，也出席研討會致詞。卓伯源談到1894-5年的彰化八卦山抗日會戰保台，這些血淋淋的教訓與活生生的歷史，展現了台灣人的民族氣節，這段歷史絕不容抹煞。鄭麗文強調，中華民國正站在歷史關鍵點，國際局勢詭譎多變，對美關係也面臨考驗，未來，台海安全戰略必須脫胎換骨，國民黨也要整合在野主流民意，無私無我團結藍白，勇往直前，構建兩岸百年和平的基業。張亞中則揭示國民黨應努力的三大目標，即是：弘揚中山精神、傳承中華文化、推動兩岸和合，盼全黨同志共同努力。

卓伯源。(王長河攝)鄭麗文。(王長河攝)張亞中。(王長河攝)鄭禮國。(王長河攝)中華民國忠義同志會理事長徐炳強，在閉幕講話時，則代表研討會三個承辦單位，謝謝大家熱情參與，並指出，由今天研討會報告及與談內容，可以充分體認抗日戰爭是中華民族最重要的史頁，結束台灣被日本殖民統治，重回祖國懷抱。這場戰爭曾經造成許許多多中國人或死、或傷、或離鄉背井、或顛沛流離，期間帶來的衝擊與破壞，迄今仍令人椎心疼痛難忘。

徐炳強強調，回顧這段用血汗淚鑄造的戰爭史，除要緬懷為國捐軀的同胞，更重要的是避免戰場殺戮悲劇再次重演。盱衡現階段國際秩序跌宕起伏，全球經貿環境亂象叢生，導致世界多處呈現躁動不安，尤其俄烏、以巴等區域軍事衝突樣態改變，更凸顯戰爭的殘酷面。再觀察兩岸互動情勢，因反中造成認同錯亂，社會分化，敵對意識持續攀升，不僅撕裂兩岸同胞民族情感，亦使台海陷入動盪環境中，被海外視為衝突熱點地區。

值此，我們要積極呼籲政府客觀洞察當前內外存在的各種危機，擺脫抗中保台思維，以國家利益、全民福祉為念，藉助嶄新優勢科學技術，精粹台灣經驗，增強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等領域建設，振興中華民族精神氣節，主動締造台海和平穩定發展局面。

徐炳強。(王長河攝)

研討會三主辦單位理事長李本京、夏瀛洲、徐炳強，並聯名發表序文如下:

今年（民114年）適逢中華民族對日抗戰勝利及台灣光復 80週年，在這深具歷史意義、國史光榮之偉大日子，面對國內紛擾對立的政治環境，紀念此重要之節日，格外重要，更可凝聚中華民國意識，確立中華民國法統。故，中華戰略學會、中華民族團結協會、忠義同志會特合辦「紀念對日抗戰勝利暨台灣光復80週年學術研討會與文物展」，彰顯中華民國在對日抗戰八年及光復台灣之重要價值與貢獻，頌揚正確之史實與史觀，團結國人，發揚抗戰精神。

中華民族具有五千年悠久的歷史文化，以數萬萬和平優秀之民族，聚居於1萬1千餘平方公里領土上，是世界上最和善的民族。我民族的傳統政治哲學是以儒家為本、忠恕為道，求天下為公、世界大同，但大清帝國百年積弱不振，受到列強的欺凌壓迫，強鄰日本多次侵略中國：1874年為琉球漁民被殺，出兵佔領台灣南部；1894年為爭奪朝鮮發生甲午戰爭，滿清戰敗簽訂馬關條約，割讓台灣澎湖，並賠償白銀2億3千萬兩給日本；1911年孫中山先生領導革命推翻滿清，建立民國，並於民國13年成立黃埔軍校建立了國民革命軍，完成了東征、北伐、統一全國，而日本不願見中國強大，乘機於民國 20年「918」強佔我東北；民國21年「128」攻擊上海；民國22年1月1日攻擊長城山海關佔領熱河；民國23年成立偽滿洲帝國；民國26年7月7日於盧溝橋正式發動侵華戰爭，我國全面奮起抗戰。

抗日戰爭是中國人反侵略、求生存、求尊嚴的民族戰爭，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最重要的一環。中國戰區地域之廣，使用兵力之多，作戰時間之長，傷亡之大，損失之重，為最慘烈的戰場，對第二次世界大戰盟國的勝利貢獻至鉅。自民國26年 7月7日至34年8月15日日本投降，共計8年又38天；若自民國20年「918」日本侵略我國東北算起，則有14年之久，其他國家：英國6年、蘇聯5年、美國4年、法國只有6週，如此長期的抗日戰爭，是中華民族的空前浩劫，是中國人犧牲奮鬥最悲壯的歷史，我國民政府軍，包括地面部隊、空軍航空隊，並以軍統局的情報戰，發揮敵前、敵後整體力量，置生死於度外，對抗優勢精練的現代化日軍，採取以空間換取時間的持久消耗戰略，與日軍在廣袤的國土上，遠至印、緬與英、法國軍隊圍攻日軍，牽制180萬日軍於中國戰區，瓦解了日軍企圖速戰速決期轉用兵力於太平洋地區，卒使日軍戰力耗盡向我投降。

抗戰全期國軍持續不斷與日軍主力決戰，計動員兵力10萬人以上的會戰22次：如民國26年的「八一三」淞滬會戰，及民國27年的武漢會戰，雙方動員兵力百萬餘人，作戰時間長達3～4個月，雙方傷亡均近40萬人，兵力1萬人以上的重要戰鬥1,117次；小型戰鬥3萬8,900多次；計日軍傷亡250萬人，國軍傷亡321萬人，其中我陣亡上將8人，中將58人，少將239人，合計305人，平民傷亡3,500萬人，物資損失估計約6,000億美元；歷史文物、古蹟、村莊城市被掠奪摧毀的更難以數計。

我國經過8年漫長艱苦的作戰，付出了無比的慘重代價，憑藉犧牲到底的大無畏精神，終於打敗強敵日本，贏得最後勝利，廢除了百年來的不平等條約，光復了台灣、澎湖，在國際間我們躍居世界五強之一，參與創立了聯合國，並任常任理事國，中國人終於在世界上揚眉吐氣，立下了自清帝以來數百年來中國光榮歷史新頁。

進入21世紀，世人對中國抗戰的歷史，基於不同的立場，有的淡忘，有的扭曲，甚至抹煞，因此我們有責任讓後代子孫及世人瞭解抗日歷史的真相。日本政府更竄改歷史：不承認「侵略」中國，不承認「南京大屠殺」、「慰安婦」、「細菌戰」，不向中國道歉；而我們的同盟國美英蘇合謀簽訂雅爾達密約，出賣我國權益，承認外蒙古獨立，蘇聯乘機佔領東北掠奪資源，重享帝俄特權，證明國際間沒有正義，只有利益。西方史學家基於重歐輕亞的偏見，故意忽視我國抗戰及對二次大戰的重大貢獻，只有英人芮納‧米德（Rana Mitter）對我國抗戰仗義執言，著有「被遺忘的盟友」一書而已。然對中國人而言，日本的侵華戰爭，改變了中國的命運、中國的歷史，也改變了世界。

台灣同胞自1894年中日甲午戰爭清廷戰敗，簽訂馬關條約後被日本殖民統治五十年，自1895乙未年起，台灣同胞曾成立「台灣民主國」，以巡撫唐景崧為總統，並命劉永福領導台灣新楚軍及黑旗軍，以丘逢甲為統領，領導義軍抗日，連續在大甲溪、大肚溪、八卦山、八掌溪、台南等重要地形抵抗日軍，犧牲慘烈，雖不敵優勢日軍，但曾擊斃日軍近衛師團長能久親王，台灣民主國的成立，主為不願受日本殖民，不想做日本人。此後台灣同胞在日本統治之下，不斷發動反日鬥爭，被殺同胞數以萬計，如嘉義黃國鎮事件、雲林簡義事件、霧社莫那魯道事件、羅福星事件、西來庵噍吧年事件等。

抗戰勝利後，依據「開羅宣言」，台灣重回中華民國領土，是我國對日抗戰重大成就之一。為使台灣光復後，能迅速恢復地方秩序，中央政府成立「台灣行政長官公署」，並開辦政治、軍事、經濟、教育、文化等各類人才幹部訓練班，迅速完成台灣的接收與重建，並積極各項民生基礎建設，推行民主政治，落實地方自治，精練國防力量，振興地方經濟，推廣國民教育；這些施政措施使戰後台灣社會秩序快速恢復，奠定國家邁向安定與繁榮基石。中國人強調「飲水思源」，台灣人奉行「吃菓子拜樹頭」，期盼藉本次研討會，能夠正確傳達「中華民國政府80年來對台灣寶島之偉大貢獻」。

中華戰略學會 理事長 李本京

中華民族團結協會 理事長 夏瀛洲 謹誌

中華民國忠義同志會 理事長 徐炳強

今日學術研討會另有文物展，結合松濤社宋绪康社長，於劍潭活動中心住宿大樓一樓「梅花年華」藝文空間展出之「最後關頭-中華民國抗戰勝利光復臺灣八十周年文物展覽」，展期一年，歡迎各界前往觀賞緬懷。

紀念對日抗戰勝利暨台灣光復80週年學術研討會。(王長河攝)此篇文章最開始出處為: 劍潭研討會/李本京:真相不容扭曲 夏立言:讓歷史存真 卓伯源:抗日會戰保台 鄭麗文:構建兩岸和平基業 張亞中揭三大任務 徐炳強:振興民族氣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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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ople: 陳其邁 卓榮泰

title: 中央地方攜手推動租金補貼！陳其邁：以囤房稅挹注社宅，高雄示範居住正義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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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其邁出席 行政院院會 圖/高雄市政府

發布：2025/09/04 更新：2025/09/05 分類：政策與治理重點速讀

高雄以每年約 3 億元囤房稅 專款，挹注社宅與租金補貼。

社宅租金折數再降：一般戶由 8 折 → 7.5 折，弱勢戶由 6 折 → 5 折。

行政院肯定並指示內政部與地方洽談，推動 中央×地方 協作擴大受惠。

南部最大聲/ 記者 鄭司文 高雄報導

高雄市長陳其邁昨（4）日北上列席行政院院會，聚焦「減輕年輕人居住負擔」提出具體作法。他感謝行政院與金管會針對青年購屋貸款成數的障礙迅速回應，同時強調租屋面向更需與中央通力合作，整合中央與地方的租金補貼政策，擴大對年輕人與弱勢族群的照顧。

高雄經驗：囤房稅專款，直接轉為租屋減負陳其邁說明，目前各地方政府在租金補貼的執行方式不盡相同；高雄的作法是把每年約 3 億元 的囤房稅收入專款專用，導入「減抵社宅租金」與「增額租金補貼」兩大方向。其中社宅部分，一般戶租金由市價 8 折再降至7.5 折，弱勢戶則由法規規定的6 折進一步降至5 折，以更具體的價格優勢落實居住正義。

中央回應：建立合作框架，擴大觸及層面行政院長卓榮泰表示，中央與地方若能合力執行，將有事半功倍之效；歡迎地方政府依財政能力配合，由內政部與有意願的地方洽談，或由中央訂出補助標準共同推動。

卓榮泰並指出，統一的補助標準與合作機制將有助於擴大服務觸及的數量與層面，讓政策效益更快速抵達真正需要協助的族群。

觀察：從公平課稅到價值治理的政策閉環高雄模式以「公平課稅 → 社福挹注 → 租金實降」形成政策閉環，兼顧財政紀律與社會效益。當中央願意提供制度化的協作框架，地方得以依量能加入，未來全國可望複製可行經驗，進一步縮短不同縣市之間的租屋負擔落差。

資料時間：2025/09/04

標籤： #居住正義 #租金補貼 #社會住宅 #囤房稅 #高雄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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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戰勝利暨台灣光復80週年研討會 李承禹、喻志攻、翁衍慶論文報告 龔春生、張延廷、高昆生、張鈞凱與談評析

2025-09-05   墨新聞｜記者韋石／綜合報導

記者江偉碩/綜合報導

紀念對日抗戰勝利暨台灣光復80週年學術研討會，9月4日下午1330—1900時，在台北市劍潭青年活動中心經國紀念館一樓集賢廳舉行，由中華戰略學會理事長李本京、中華民族團結協會理事長夏瀛洲與中華民國忠義同志會理事長徐炳強共同主持。

這項學術研討會議程如下:

場次一：題目～黎明前的至暗―對日抗戰的國際援助及影響

一、主持人：劉榮傳老師

二、報告人：李承禹博士

三、與談人：龔春生教授

場次二：題目～抗戰與空軍

一、主持人：傅慰孤中將

二、報告人：喻志攻老師

三、與談人：張延廷中將

場次三：題目～軍統局與抗戰

一、主持人：康鳳副理事長

二、報告人：翁衍慶中將

三、與談人：高昆生

張鈞凱(從「抗戰光復」史觀，到「終戰接收」史觀的轉折與擺盪)

中華戰略學會理事長李本京(左4)與來賓合影。(王長河攝)研討會主持人、報告人、與談人簡介如下:

李本京教授

學歷：政大外交系、堪薩斯州立大學政治碩士、聖若望大學歷史博士。

經歷：美北卡華侖威爾遜學院政治助理教授、聖若望大學歷史副教授兼文理研究學院副院長、伊利諾大學（香檳）政治訪問教授、淡大國際研究學院院長及美國研究所所長.榮譽教授、三軍大學榮譽講座、政大歷史所兼任教授、美國研究學會理事長、外交部顧問。

現職：中華戰略學會理事長。

李承禹博士

學歷：陸官正57期，國防大學政治學碩士、博士。

經歷：連、營長，陸總督察長辦公室，陸軍官校政治系專任助理教授，佛光大學兼任助理教授，國家安全會議副研究員。

現職：國防大學政研所兼任助理教授，中華戰略學會研究員。

龔春生教授

學歷：政治大學中山人文社科所經濟組博士。

經歷：汐止社區大學校長、河北經貿大學客座教授、真理大學國貿系系主任。

現職：中華戰略學會研究員兼召集人

傅慰孤中將

學歷：空軍官校46期，空軍學院，戰爭學院畢業，台大EMBA碩士，IAE國際學士院戰略學博士。

經歷：空軍聯隊長、副參謀長、空軍學院院長、國防部常務次長、空軍副總司令、中華孫子兵法研究學會創會會長。

喻志攻老師

學歷：空軍官校56期（64年班）畢業，三軍大學空軍指揮參謀學院75年班，三軍大學戰爭學院85年班，

經歷：中隊長，大隊長，空軍學院主任教官。

張延廷中將

學歷：中華民國空軍官校畢業，國防大學政戰學院政研所碩士、博士，國防大學戰爭學院，美國華府史汀生中心博士後研究。

經歷：空軍技術學院院長、空軍官校校長、國防部情資室次長、空軍中將政戰主任、副司令、國民黨國政基金會國安組顧問。

現職：清華大學榮譽講座教授。

康 鳳副理事長

學歷：情幹班15期、安研班10期、淡江大學大陸研究所碩士。

經歷：軍情局組長、副處長、主任。

翁衍慶中將

學歷：情幹班11期、美國聖若望大學亞研所碩士。經歷：軍情局主任、處長、副局長。

高昆生先生

學歷：情幹班文職班4期、安研班26期。經歷：軍情局組長、副處長、代理處長。

徐炳強 中華民國忠義同志會理事長

劉榮傳老師

學歷：陸軍學院72年班，戰爭學院80年班。

經歷：戰爭學院教官、副主任教官、專業講座，國防大學戰略研究中心兼任研究員。

現職：中華戰略學會研究員兼副秘書長。

張鈞凱:原鄉人文化工作室執行長。

劉榮傳(立者)、李承禹(左)、龔春生(右)。(王長河攝)學術研討會報告人李承禹、喻志攻、翁衍慶的論文，以及與談人龔春生、張延廷、高昆生的評析分別如下:

*李承禹–黎明前的至暗：對日抗戰期間的國際援助及影響

一、前言

近十年來，國外學界對於二戰期間的「中國戰區」研究興起一股修復式（restorative）的研究浪潮。 主要是基於過去二戰的研究較著重在歐洲戰場的敘事、描繪和記述，就連對於太平洋戰區的關注都遠高於中國戰區。然而，中國對日抗戰的艱辛及所付出的慘烈代價是不容或忘的；尤其是中國戰區限縮、削弱日軍的南向擴張力量，大幅度地限制日軍對太平洋戰區的進攻和兵力投入。

中國抗戰的歷史性研究中，英國牛津大學現代中國歷史與政治學教授米德（Rana Mitter）及其研究團隊至為卓越。在獲得英國權威的利弗休姆信託基金（Leverhulme Trust）贊助，米德團隊得以對二次大戰中國戰區大量的歷史檔案進行詳盡查考，並將研究結果進行出版。其中，兩本先後在國內出版的譯作《被遺忘的盟友》（Forgotten Ally: China’s World War Ⅱ）、《正義之戰》（China’s Good War ）更是還原中國八年抗戰的諸多珍貴紀錄與歷史遺珠。 本研究許多檢證資料亦參考米德的原文報告，對於米德研究及嚴謹態度特別加以感激。

一戰結束後的20世紀上半葉，世界格局是充滿矛盾與不安的。不僅是深陷於國族衝突和對抗的戰爭遺緒裡，在戰後國際框架下又必須深化彼此間矛盾的依存關係。從歐洲到亞洲，透過一戰後的勝敗結果，驅使列強地位重新排序。例如，一戰中的日本是以英法俄三大協約國的亞洲盟友之姿，協助對德國在亞洲，特別是在中國（華）的利益進行牽制。然而，早在一戰前的1902年英國就與日本結盟，利用日本箝制俄國和德國在遠東的發展。3 此「英日同盟」（The Anglo-Japanese Alliance）關係使得雙方在亞洲的利益獲得相互關照，更使日本從二流強國一躍成為亞洲一流強權。

1902年英日結盟減緩了英國在中國擴張市場的壓力，且可透過同盟關係來鞏固在華的既得利益，同時可調動英國在遠東的大部分海軍兵力返回日益吃緊的歐洲戰場。此舉直接促成日本外向政策及刺激中國的入侵，致使於1910年8月22日正式佔領朝鮮半島，接續於1931年9月18日在東北瀋陽發動軍事入侵，以武力占領滿州（中國東北）。

國際政治的現實主義（Realism）忠實詮釋此時期強權間的利益競爭、交換與合作。從清末到民國之初，中國命運就註定乖舛地面臨強權輪番侵略；現實主義國家利益和權力的爭奪，終使弱勢一方淪為瓜分的對象。基此，本文乃貼近現實主義的視角（approach）據以理解中國戰區所發生的歷史點滴，特別是聚焦在對日抗戰期間的國際援助，嘗試釐清各援助國對受援助國—中國，彼此之間的現實考量與利益期待。期間，或可以稱其為德施（Michael C. Desch）筆下的：「對國際關係現實的冷血認知」（cold-blooded recognition of the realitie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從本質而言，「冷血認知」反映出現實主義者對國際體系的嚴酷體悟。二戰時期的中國戰區是如此，現今俄烏衝突下的殘酷情境亦是如此。

國際體系下，國家間經常是在不斷競爭和潛在危險的環境中前進，如同俄裔國際關係學者安德烈‧齊甘科夫（Andrei P. Tsygankov）與帕維爾‧齊甘科夫（Pavel A. Tsygankov）的指稱：「現實主義思維不容許任何美好的結局；他們只是冷酷地承認權力和影響力之爭的殘酷現實。」6 無論是現實主義（或新現實主義）理路所強調的無政府狀態（Anarchy）、國家中心主義（State-centrism）、自利與生存（Self-interest and Survival）、權力至上（power above all else）、安全困境（Security Dilemma）以及實用主義論（Pragmatism）等，都可以在八年對日抗戰的中國戰區中被清楚驗證。

今年適逢對日抗戰勝利八十週年的榮耀日子，但榮耀的背後卻烙印著刻骨銘心的傷痕與記憶。回顧20世紀之初，中國籠罩在此毫無遮掩的現實主義氛圍中，當時國民政府正努力應對軍閥和中共在內部的動盪紛亂，以及帝國強權持續進犯的外部壓力之雙重挑戰。當帝國主義敲開中國門戶，不平等條約隨即而至。日本軍國主義跟隨列強腳步更是肆無忌憚地滲入中國。從1931年九一八事變日本吞併滿洲，到1937年7月的盧溝橋事變，西方列強們眼睜睜地看著日本的侵略，確仍在數算自己利益得失。直到1937-1945年這一場席捲中國長達八年的殘酷全面戰爭，人們才驚覺，是中國將士們用生命血汗抵抗並牽絆住日軍，使日軍深陷泥淖般地拘束在中國戰區，讓盟軍爭取到有利戰略時空而獲致二戰勝利。

與此同時，國際援助又是維繫中國艱苦抗戰不可或缺的生命線。尤其是1941年12月日本偷襲珍珠港後美國對日宣戰，以美國為主的援助終使中國獲得與日軍持續周旋的關鍵力量。筆者以「黎明前的至暗」來形容中國等候多時的國際援助，儘管援助的比重仍是遠不及日本軍力投入，但對中國軍民抗日決心與有形作戰的幫助，仍屬至關重要。

二、對日抗戰前的國際援華態勢

(一) 戰前的姑息主義國際氛圍

1937年日本全面入侵之前，中國對外關係很大程度上是由不平等條約和外國勢力範圍的建立來決定。西方列強和日本在中國分別瓜分經濟和政治領地，此造成主權侵蝕且阻礙剛建立不久的國民政府的治國計畫。然而，中國在20世紀初還是踏上了現代化的道路，這條復甦之路乃是異常艱辛。事實上，中國對現代化的認識，應是從1904至1905年的日俄戰爭，日本以戰勝告終而受到鼓舞，7 同為黃種人的日本竟然能打敗帝俄。日俄戰爭後許多西方學者開始察覺到日本有覬覦中國領土及資源的野心，甚或想利用中國走向世界與西方抗衡。8 之後歷史證明，日本軍國主義的興起正是以入侵中國為墊腳石，逐步走入二戰深淵。

然而對中國而言，建立一個現代化國家和適當的國防力量乃迫切需要外界的現代知識及援助。當日本崛起及對華逐步進逼時，西方國家是以鞏固自身利益而以不激怒日本的綏靖態度，拒絕提供實質幫助。1937年日本發動盧溝橋事變前，德國是少數對華作出具體軍事援助的國家，直到1938年2月德國承認日本「滿洲國」傀儡政權後，停止對華武器出口並召回軍事代表團（顧問團），再到1940年7月德意日三國成立軸心國才終止對華的軍事及工業援助。

(二) 戰前德國的具體軍事援助

細究德國援華歷史可以窺見，早19世紀的1870年代初期就開始向中國出口武器和軍事裝備。1895年中日甲午戰爭後，雖晚清面臨巨額賠款的窘迫，中國政府仍與德國當時全球最大軍火商克虜伯公司（Krupp Arms Group）簽訂合同，10在旅順、威海和天津大沽口修建砲台及一系列防禦工事。德國克虜伯火砲技術也進入中國兵工產業進行本土化，此開啟中德間的軍工合作。在中國境內透過德國教官和工程師廣泛投入涵蓋火砲彈藥、兵工廠機械、軍事學校、堡壘等各項軍事基礎設施的生產建造，但成果有限。主要還是因《馬關條約》賠款以及後續的義和團事件受到的國際制裁，壓縮晚清中國的現代化能力。

一戰後的德國在開展其遠東利益考量下又積極與中國接觸，1928年至1938年間德國顧問團與軍事工業代表為國民政府提供迫切的軍備建設。德國駐華代表團的前後三任總顧問，如馬克斯‧鮑樺爾（Max Bauer）、漢斯‧馮‧塞克特（Hans von Seeckt）和亞歷山大‧馮‧法爾肯豪森（Alexander von Falkenhausen）等關鍵人物在國民政府軍隊的現代化建設中發揮巨大作用，使黃埔建校後的國軍從鬆散的部隊，轉變為專業的作戰隊伍。德國援助背後的動機複雜，主要出於務實而非相同意識形態；德國是為獲得重要稀有原料（指鎢和銻，尤其是鎢），13 同時透過強化中國以牽制日本在亞洲的軍事力量，企圖防止1925年《蘇日基本條約》（Japanese-Soviet rapprochement）簽訂後可能對德國在歐洲所產生的利益威脅。

1920年代中期，中德關係不僅得到恢復，而且漸露前景。一定程度是顯現在雙方利益的結合：部分中國人眼中，德國是唯一可在平等基礎上與之交往的先進工業國；而在部分德國人眼裡，中國恰好是重振德國經濟所需要的一可行的互利貿易伙伴。基此，德國駐華軍事顧問團自1927年至1938年的十年間，成為中德軍火貿易往來的橋梁，且從私人性質逐漸走向國家統制型態。期間，在中國現代化軍事力量的雛形建立上，德國顧問團起了關鍵的作用。例如，1928年間鮑樺爾以總顧問身份陪同以陳儀為代表的中國考察團至德國參訪各大軍火商，同年9月中國商務辦事處於柏林成立，基此，國府開始對歐洲軍火採購進行有系統的官方對口會商。

根據德國官方統計，在全球經濟大蕭條的1929-1933年間，1931年德對華輸出武器達1.2千萬馬克；18 而中國海關統計較高，該年自德輸入武器應有3.4千萬馬克。隨著南京中央政府的地位鞏固，1933年時任財政部長宋子文向德國軍火商Rheinmetall洽購1,000萬馬克機關槍的交易，另一軍火商Solothurn則透過德外交部，向國府推銷約2,000萬馬克砲兵裝備。中德政府在軍火貿易關係上向前推進一大步。之後，老牌克虜伯公司（Krupp）復向國府提出約3,000萬至8,000萬馬克之間的整建中國軍火工業計劃，並於1933年透過德國在華總顧問塞克特向國府提出《中國軍隊整頓建議書》（Denkschrift zur Reorganisation der Chinesischen Armee），對於厚植中國武力的方法，他認為應從練兵與建設本國軍火工業二途著手，指出過去高度仰賴進口武器的方式在戰時是無法自保。20

然而，外交利益始終是德國援華的制高點。雖德國對華的軍工援助表象上是基於龐大經濟利益考量，但另一重點乃是在作為德國軍事復甦所需約兩億馬克的軍火原料上，其中，中國鎢礦藏量對於德國具有極大誘因。一方面，德國必須考量如何在德本土各個軍火供應商及背後力量間取得平衡，另一方面又要在蔣政府強化整體國防目標上協助國府自主軍工產業的建立；以及在國府動盪的政軍關係（粵軍與南京政府軍間的摩擦）中穩定獲得鎢礦供應等，此殊為不易。另一影響因素是德國與日本關係的日益曖昧，外交上開始被迫對華設限。

對日抗戰前的德國軍事援華就在此近二十年的複雜又充滿變數的糾葛中，混沌前進。更甚而是1934至1935年間蔣介石領導的國民政府中央軍面對閔變、共軍、兩廣粵軍等勢力的制肘，亦令德國政府察覺中國內政不穩定因素將影響德在華的長期投資與軍售利益。後經國府中央穩定局勢，德國從新評估國府市場，在國府外匯儲備有限情況下雙方簽訂「易貨貿易」方式的《中德易貨協定》（德軍火與中軍火原料的互利易貨）。

雖風波不斷，但二戰前的德國仍是我重要的軍事援助國。特別是《易貨協定》簽訂後，統計截至1937年10月為止德國依約供給中國武器達5,000萬馬克。另外，開始承造的長期訂單，包括鋼鐵廠與琵江兵工廠擴建計畫達7,200萬馬克，以及海軍訂單諸如：快艇、快艇母艦、潛水艇附帶水雷魚雷、水雷布放艇、內河水雷和15釐米海防重砲等，計6,800萬馬克。1937年抗戰前夕和初期，透過易貨條約，中德軍火貿易達到頂點。1935年中國從德進口的軍火佔德國軍事總輸出的 8.1%；1936年佔28.8%，且成為德國軍火輸出的主要國家；

1937年更高達37%。至於中國輸出德國的鎢量，佔德國輸入總量比例在1937年為70%；1938年為63.11%。

(三) 戰前國際援助的基本利益考量

同一時期，蘇聯也對中國提供一定程度的援助，但是力量並沒有德國來得顯著。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蘇聯開始將日本視為其遠東領土的直接威脅，致使莫斯科向二戰前的中國提供部分援助。此為1937年全面戰爭爆發後蘇聯對華提供更實質援助奠下基礎。

在我外交部解密之歷史檔案中可得知，抗戰爆發前中蘇間已展開締約談判，中國希望藉此防止蘇聯承認滿洲國，並約束蘇聯對外蒙、新疆與中共問題的干涉。隨著中、日間衝突的擴大，中國也希望與蘇聯簽訂具有同盟關係的互助條約。很快地，1933年雙方簽訂《中蘇訂互不侵犯條約備忘錄》，簽約過程不斷受到二戰前國際局勢劇烈變化的影響，特別是中蘇日德間複雜的關係轉變，使兩國立場多次調整。23 對日抗戰爆發後，中國爭取外援更為迫切。蘇聯則在德日同盟的情況下，感受兩面包圍的危險而期待利用中國牽制日本。在既支持中國牽制日本又避免刺激日本而發生戰爭的考慮下，終於在1937年8月正式簽訂《中蘇訂互不侵犯條約》。該條約對中蘇關係具有重要意義，尤其是在抗戰初期，透過條約得使蘇聯軍火裝備與軍事顧問能為中國提供重要協助。

除德蘇之外，國際社會對於日本入侵滿洲的回應主要透過國際聯盟（League of Nations）進行，但效果不大。國際聯盟對日本進犯中國並未能實施有意義的制裁或提供國民政府有力援助，國際聯盟集體安全機制的薄弱令中國在東亞乃至於世界舞台上倍感孤立。各大國普遍不願進行強力干預，乃由於他們優先考慮自身經濟利益而避免與鋒芒漸露的日本直接對抗。

此表明國際體系快速由理想走入現實；面對日本軍國主義入侵，中國注定將獨自面對此世紀災難，以等待黎明到來。

儘管大國政府的應對措施有限，但新興的國際人道援助卻開始出現。這些措施通常由私人組織、宗教團體或個人慈善家推動，為弱勢群體提供有限的醫療物資、救援和支持。初期對華的人道援助雖然規模不大，但這些援助卻是國際社會對中國困境的少有關切。

質言之，早期國際援助的本質揭示了這段時期國際援助的基本特徵：它主要是一種外交政策工具，受到援助國自身戰略和經濟利益驅動，而非純粹出於對中國主權或安全的共同意識。這種工具性援助觀點意味著援助的連續性和實質內容極易受到地緣政治的變化所影響。例如，德國最初提供的援助規模龐大，但後來隨著戰略合作重點轉向日本而撤回。國際間的外交與利益折衝，經常現實地決定國際社會對華的支持與援助結果。戰抗戰期間國府外交團隊的努力，及蔣夫人多次走入盟國領袖、社會和媒體間振臂疾呼的勇敢身影，成為公開對抗國際現實主義與日本侵略的歷史影像。

三、全面抗戰期間對華國際援助

(一) 1937-1940抗戰初期孤獨抵抗

探討國際間何時開始同情中國及展開對華援助之先，有必要略加敘述這場侵略戰爭的殘暴程度，以幫助八十年後的人們與當時受苦的人民在情感上能有某種程度的連結。從歷史變動軌跡來觀察日本的對外擴張，很難明白日本為何走向軍國主義？號稱大和民族的日本為何在菊花遍地的美艷下，卻又崇尚武士道冰冷利劍？25 如文化人類學者潘乃德（Ruth Fulton Benedict）筆下形容日本文化「愛美而黷武、尚禮而好鬥、喜新而頑固、服從而不馴、自大又有禮」的矛盾雙重性。26 潘乃德的洞見是極具說服力的，她說：「西方國家所公認的那些基於人性的戰爭慣例，對日本人顯然是不存在的。」站在二戰日本的對立面，潘乃德勸告西方領袖必須了解日本人的「敵性」（Inimical character），27 與之對抗就必須了解他們行動背後的文化脈動。

1868年日本開啟百年維新（明治維新），整軍經武後的日本實力漸強並嘗試向外武力擴張。1879年併吞琉球群島， 1895年的中日甲午戰爭及1905年的日俄戰爭，日本帝國陸續奪取台灣、澎湖及遼東半島，並控制中國東北地區。日本軍國主義野心已表露無疑。1937年7月盧溝橋事變日本全面入侵中國，此是中國近代史最黑暗與絕望的時刻。中國面對日本帝國堅強的軍事實力與殘酷軍事入侵，卻甚少獲得國際聲援。

日軍曾經過日俄戰爭洗禮並擁有先進軍事技術、精良裝備，如現代化的坦克、大砲和空軍。而中國在戰前雖有一部份德式裝備與火砲編入部隊，但軍隊組織參差不齊，整體軍力並不足以抵抗日軍的入侵。然而，至為可貴的是人心團結，抗敵意識堅強，此無形力量大幅彌補軍事力量的匱乏，給予戰火下中國一絲希望，更為之後的國際奧援打開一條血路。天助自助，中國人的韌性不言而喻。

1937年8月13日淞滬會戰，日軍原預計幾天內就能攻占上海，幾個月內就能攻占中國，但真實情況是遭到中國軍民頑強抵抗。上海淪陷後，1937年12月日軍接續挺進首都南京，隨後發生震驚世界的南京大屠殺。據「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專家估計，自1937年底到1938年初，在南京有超過26萬平民死於日軍手中；也有專家估計，這個數字至少超過35萬人。29 麥克阿瑟基金會「和平與國際合作計畫」獎得主，南京大屠殺歷史研究者張純如曾如此描繪：「如果讓所有南京大屠殺的死難者手牽手，長度可以從南京到達杭州，綿延約兩百英里長。他們身上的血液共重達1200噸，屍體可裝滿2500節火車車廂。如果把這些屍體疊起來，高度相當於74層樓。」；「南京大屠殺的死亡人數，遠遠超過美軍空襲東京的死亡人數（估計為8萬至12萬人）；甚至超過1945年底，遭原子彈轟炸的廣島、長崎兩座城市加起來的死亡人數（估計各為14萬人及7萬人）」；「即使是戰爭中最猛烈的空襲，都無法超越日本人對南京的蹂躪。」

張純如強調，去理解日軍在南京所犯下的殘酷與野蠻行徑，建立出一個死亡的數量紀錄並非是主要目的；希望世人在多所扭曲、遮掩下去了解整個真實事件，並從中學到教訓，記取沉痛的殷鑑才是目的。

根據拉梅爾教授（Rudolph Joseph Rummel）在其《中國的血腥世紀：種族滅絕與大屠殺》（China’s Bloody Century: Genocide and Mass Murde）一書的估計，整個對日戰爭期間，共計造成300至375萬名中國軍人死亡；因日軍攻擊或違反人類罪造成的平民死亡計735萬至819萬人之多，因戰爭導致的飢荒和疾病而死亡的平民計 500至1,000萬人。因此，八年抗日戰爭總共造成中國軍民死亡人數達1,500萬至2,000萬人。

這場戰爭立即造成災難性的經濟破壞，直接損失超過 1,000億美元，其中間接損失超過5,000億美元（以1937年價格計算）。戰爭帶給中國工業基礎設施和農業生產遭到大規模破壞，粉碎了國民政府一切的現代化努力。戰爭初期，西方列強大多維持中立政策，以避免挑釁日本為由拒絕向中國出售武器。此使得中國在很大程度上陷入孤立，只能依靠自身有限的資源和人民的堅強意志來抵抗。

日本全面入侵初期，國府的國際格局立即發生巨大變化。儘管西方列強大多猶豫不決，但隨著1937年8月《中蘇互不侵犯條約》的簽訂，蘇聯站在德日同盟的對立面，率先成為中國重要的國際支持者。條約簽署後，蘇聯開始向國民政府派遣飛機，秘密展開「澤特行動」（Operation Zet），35 並提供經濟援助，以幫助阻止日本入侵。蘇聯援助的金額龐大，對中國的生存至關重要。其中包括總額達2.5億美元的巨額貸款用於購買軍事裝備。1937年至1941年間，蘇聯向中國提供了種類繁多的武器裝備，包括904架飛機、82輛坦克、1,160門火砲以及許多其他重要武器和物資。除了物質援助外，蘇聯還派遣軍事顧問和志願飛行員，為中國提供寶貴的訓練和對抗日軍的直接空中支援。36 蘇聯早期援助的影響至關重要；它為中國提供了急需的現代武器和防空能力，顯著增強其抵抗能力，避免在日軍猛攻下迅速崩潰。

蘇聯提供大規模援助的動機主要仍出於戰略利益考量。莫斯科旨在遏制日本的擴張主義，因為這對其遠東邊境構成直接威脅。透過支持中國，蘇聯試圖牽制日本的大部分軍事力量於中國境內，試圖阻止日本將軍力拉近中蘇邊界。此旨在對抗共同敵人的務實同盟，是受到地緣政治所需而驅動，非建立在與國民政府相同的政治理念上。

與蘇聯的強勢介入形成鮮明對比的是英國，西方最初的反應謹慎而有限。英國向中國提供了一些金融貸款，但總體上不願提供大規模軍事援助。主要原因在於英國的政策是受其在亞洲廣泛殖民利益的驅使，同時又盡量避免與日本對抗，損失其既有利益。此在英國受日本威逼而封鎖我滇緬公路此憾事上，或可得到些許印證。

滇緬公路是連接中國昆明到緬甸臘戍的一條重要國際路線，1938年至1939年間由國府動員20萬國人（主要是雲南省民）分兩階段施工。第一階段由昆明至緬甸畹町，全長959.4公里；第二段自畹町延長至臘戍，長178公里。總計全長1,146公里。37 在西部沿海多為日軍控制的情況下，滇緬公路從印度洋到中國內陸此國際運補線幾乎成為支撐我對日抗戰的生命線，是後方唯一一條可運輸國際物資的補給路線。而鑿通滇緬公路更是中國勝過大自然嚴苛挑戰的精神與意志力之巨大展現。

日軍自1940年開始對英施壓，倘若不關閉其控制的香港及緬甸（滇緬公路）對中國的作戰物資供應，日本將隨時對英宣戰。38 英國來回考量其本國在面臨德國入侵之際，復以美國仍不願介入英日矛盾（改變中立原則），確保阻止日軍對英在遠東發動攻擊。英日終達成協議，於1940年7月18日起，暫時封閉滇緬公路三個月，禁止包含軍械、彈藥、汽油、載重汽車、鐵路材料等戰略物資等的運送，香港亦同。

中國對日抗戰炙熱之際，英美的斷然作為引起國際輿論譁然，不僅如此，更發現到削弱中國民生物資與軍隊後勤補給，等同是強化日軍作戰效能；不僅使日軍大量兵力得以脫困於中國戰區而投入遠東及太平洋各島嶼作戰。此三個月的封鎖，道盡大國利益盤算與中國抗戰之艱難，而英國在配合日軍要求後卻反遭吞噬。1941年日軍發動「南方作戰」，大量日軍進入東南亞佔領包括馬來亞、新加坡、荷屬東印度（今印尼）、菲律賓、緬甸等大片地區。英國陷入艱鉅的對日作戰，而美國也在日軍「南方作戰」計畫的攻擊目標之內，1941年12月7日日軍偷襲美軍夏威夷珍珠港後，日軍對英美荷等國正式開戰。

(二) 1941-1945抗戰後期的國際援助

美國應是對日抗戰期間最主要的援助國，然而1941年以前的美國奉行中立和孤立主義政策，最初提供的政府援助極少。儘管如此，美國國內公眾對中國的同情日益增長，最終為民間援助鋪直了道路。一個顯著的例子是1941年成立的

「美國志願航空隊」（American Volunteer Group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Air Force, AVG），即著名的「飛虎隊」（Flying Tigers）。這些志願飛行員甚至在美國正式參戰之前就為中國提供至關重要的防空能力，凝聚美國民間及國會日益增長美中同盟作戰承諾。

日本偷襲珍珠港後，毫無懸念地將美國直接推入第二次世界大戰。這一關鍵事件立即使中國持久孤立的抗日戰爭，轉變為盟軍對抗日本軸心國在遠東的關鍵戰場。珍珠港事件後中國正式加入同盟國，蔣介石領導的國民政府及作戰部隊成為同盟國在中國戰區對抗日軍的主力部隊。因而中國國際地位與部隊戰力迅速受到重視。

美國參戰後迅速成為英國與中國最重要的國際援助國。 1941年3月11日美國國會通過《租借法案》（Lend- Lease Act）。根據該法案允許美國向任何被認為「對美國保衛至關重要」的國家提供戰爭物資的出借或租賃。 事實上，美國國會對《租借法案》存在激烈的辯論。1941年1月羅斯福總統為兌現競選時「讓美國遠離戰爭」的不派兵援英承諾，改採「租借或以其他方式處置」任何盟國所需的武器和其他物資，《租借法案》即為替代方案。

在國會孤立主義立場的議員質疑下，時任美國陸軍部長亨利‧史汀生（Henry L. Stimson）的證詞至為關鍵：「我們正在購買……而不是借貸。我們是在為自己購買安全，同時做好準備。由於我們在過去六年裡拖延，而德國卻在積極準備，我們發現自己毫無準備。手無寸鐵地而面對的是一個準備充分、全副武裝的潛在敵人」。這項原為援助英國而設立的《租借法案》，在日本偷襲珍珠港的1941年底，也成為軍事援助中國及其他盟國的重要依據，如曙光乍現般地大幅強化中國的作戰能力。《租借法案》的效力甚至延續至戰後軍事盟國的政經復甦，包含中華民國在內的諸多國家都受惠於此法案。

1940至和1941年，羅斯福總統開始對華的援助，主要是向中國政府提供貸款援助。租借法案援助8.46億美元（其中約 8.2億美元以直接贈款形式提供），以及1938年起的6.43億美元租借法案以外貸款，用於購買戰爭物資，同時逐漸加強對日本的限制。由於日軍在中國戰區的戰事膠著，對戰爭物資的需求更感迫切，而美國是日本石油、鋼鐵和其他所需物資的主要供應國。美國1941年12月8日正式向日宣戰，全面禁運一切輸日軍需物資，後經《租借法案》對華的援助總額達到17.3億美元（計算至1945年12月）。

如前所述，這筆鉅款不僅包括貸款，還包含直接贈款，甚至超出租借法案第三條第二款所載之13億美元限制。49 美國援助內容廣泛，涵蓋各種軍事裝備、大量資金援助和關鍵技術支援。至1942年4月，共有110,864噸租借法案物資運抵中國。其中約69%為各類機動車輛，另有17%為築路材料與設備，反映出改善與中國的交通運輸受到高度重視。

珍珠港事件從根本上將中國從一個孤立的參戰國轉變為全球聯盟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這一轉變提升了中國的戰略重要性，使其持續的抵抗成為盟軍勝利的直接貢獻者。美國租借法案援助的大幅增加，反映出重新認知中國戰區的勝敗攸關同盟國在在更廣泛衝突中的戰略利益。中國的戰爭不僅僅是一場地區衝突，而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的重要組成部分；它獲得援助也並非簡單的施捨，而是盟軍為牽制日軍所進行的戰略投資。

然而，猶須補充說明的是透過《租借法案》進入的中國戰區的物資與金錢，因正處戰亂的國府存在許多人為管理及支用不當之弊，訊息如兩面刃般地向外發散而損及中國的聲譽。此在戰爭期間及戰後美國對華持續援助態度皆產生負面影響。

(三) 國際對華的多層面援助內涵

在抗日戰爭期間，國際社會對中國的援助是多方面的，涵蓋軍事、財政、人道主義和技術援助。每個類別都發揮著獨特但又相互關聯的作用，幫助中國保持抵抗和忍受長期戰爭的能力。

軍事援助構成了國際支持的支柱，直接增強中國的作戰能力。這包括各種的武器裝備，如步槍、機槍、火砲和彈藥，顯著提高中國軍隊的品質，而與日本對手相比，中國軍隊的裝備往往較差。飛機和空中支援的提供尤為重要。早期蘇聯貢獻的戰鬥機和轟炸機，隨後是美國志願航空隊（飛虎隊）的努力，以及後來美國大量空中運輸的貢獻，對於挑戰日本的空中優勢和為中國地面部隊提供急需的空中掩護至關重要。除了硬體之外，包括來自蘇聯和後來的美國的外國軍事顧問在訓練中國軍隊、改進戰術和現代化軍事組織方面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這項全面的軍事援助增強了中國維持防禦行動、改善有限的進攻的能力，最重要的是，牽制了相當一部分日軍，防止其重新部署到其他戰區。

此外，雖然大部分援助都趨向軍事和財政上的意義，但國際醫療和人道主義援助在抗戰期間對中國的民心士氣則具有一種互利的同理價值。其援助的目的不僅是取得軍事勝利，也是為了減輕平民苦難。這種雙重性表明，戰爭期間的國際援助在兩個截然不同面相常相互重疊地運作：一個是現實目的，由國家戰略需要所驅動；另一個是更理想性的，通常由非政府組織發起的人道主義響應。兩者雖有區別，但對中國艱苦抗戰的決心產生巨大幫助。

在殘酷的衝突中，國際組織和私人慈善機構提供的人道主義和醫療援助，為飽受苦難的民眾提供至關重要的救濟。如貴格會資助的慈善機構「公誼救護隊」（Friends Ambulance Unit, FAU）自1941年起提供廣泛的醫療救援和運輸服務，向成千上萬的中國人，特別是貧困人口分發藥品、醫療用品和設備。

又如1942年4月份，日軍占領了緬甸腊戌後封鎖了滇緬公路，中國通住國外的唯一通道被切斷，同時也阻斷《租借法案》的物資運輸。此危難時刻，中美軍民合作的「駝峰航線」計畫不畏艱難地接替運輸重任。 4月29日運輸機隊首次執行任務是為杜立特（Doolittle）空襲東京行動運送汽油，53 從印度海拔僅100英尺（約30米）的地方起飛，以每分鐘300英尺（約91米）的速度急速爬升，直至達到18,000英尺（約5,500米）的高度，翻越喜馬拉雅山脈。最後，飛機下降至中國境內約6,000英尺（約1,800公尺）的山區，完成整個航線。從1943年到1945年，駝峰航線從軍民合作到由太平洋美軍航運司令部(ATC)接管，共飛行456,977個航班，運輸了685,304噸貨物，其中近60%是汽油。此外，援助也用於將工業從被日本佔領的沿海地區遷往內陸，並建立新的生產能力，特別是軍用物資。這些援助主要在支持當前的戰爭，但也為戰後工業和基礎設施奠定基礎。

這些民間和非政府組織的援助，儘管規模往往小於國家層級，但卻不可或缺。它們為飽受苦難的民眾提供了直接救濟，塑造出國際輿論，極大地增強中國承受長期衝突的能力。

四、結論

儘管中國在二戰中做出了巨大貢獻並獲得大量援助，但在西方歷史記憶中，其作用常被歐洲戰場或太平洋戰爭所掩蓋。這種現象常被稱為「被遺忘的盟友」來敘事。然而，中國的抗日戰爭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持續時間最長、最殘酷的戰場之一。美國在中國抗日戰爭中扮演著多面向且極為關鍵的角色，從最初的猶豫不決逐漸發展成為中國的主要國際支持者。其在軍事、經濟和外交領域的行動影響了戰爭的進程和結果。

1941年12月日本偷襲珍珠港扭轉了二戰的遠東局勢。美國正式對日宣戰意表中國不再獨自面對日軍鐵蹄。至暗的時刻已過去，黎明將至。蔣介石作為中國戰區盟軍最高統帥，那漂亮的一仗是獨自抵擋了日軍綿密攻勢重挫日軍，牽制了超過百萬日軍深陷內陸各戰場，終至局勢轉變。此成就可謂是國軍犧牲無數英勇將士寶貴性命與鮮血遍撒大地而換得。

1937到1945年的八年對日抗戰是一場史詩般殘酷的民族生存之戰，這場戰爭深受國際援助和全球地緣政治的影響，國際對華援助的實質和發展經歷了跨越不同時間階段的顯著演變，每個階段都受到國際情勢和援助方動機變化的驅動。戰前時期，援助主要反映德國和蘇聯工具性戰略考量，兩國企圖建構其經濟利益或地緣政治影響力。這些早期援助雖然有限，但對奠定一些基礎軍事能力至關重要。

全面戰爭爆發後，蘇聯首先成為中國不可或缺的國際援助者，在西方列強猶豫不決時提供必要軍事和財政支持。這些援助對於防止中國早期崩潰和牽制日本軍隊至關重要。珍珠港事件後，美國轉而成為中國最重要的援助國，提供龐大的租借法案援助，涵蓋軍事、財政、技術和人道援助。同時，人道主義和醫療援助也為飽受苦難的中國平民提供至關重要的救濟。除了物質援助之外，美國還派出重要的軍事顧問，如史迪威將軍（Joseph Warren Stilwell）和魏德邁中將（Albert Coady Wedemeyer）等人致力於訓練和重組國府軍隊；儘管史迪威與蔣介石時有摩擦，且在私心上經常背離中國利益（藉掌控租借法案節制蔣委員長用兵）， 但對國軍在作戰整備仍是有幫助。

除此之外，抗戰初期缺乏空優之時，1941到1942年間陳納德將軍（Claire L. Chennault）創立的美國志願航空隊（AVG），試圖保衛中國領空免受日軍侵擾。100架P-40戰機，機頭彩繪巨大的鯊魚臉，他們被分配到緬甸公路的兩端以保衛這條至關重要的交通線，及捍衛緬甸至四川、雲南的中國西南方戰略要地。從AVG官方記錄驚訝地發現，共摧毀了297架日機，其中229架在空中纏鬥中被擊落。但也有14名AVG飛行員在戰鬥任務中陣亡、被俘或失蹤。此重要過程都將永久被記載在八年抗戰的援華史冊中。

綜而論之，中國抗日戰爭展現了外部援助與內部韌性之間的複雜的相互作用，這兩者共同支撐著一個國家在逆境中頑強抵抗。這段歷此給予中國人難以釋懷的傷痛，但也凸顯危機時期國際合作與援助的重要性。誠如米德在《被遺忘的盟友》的一段感言：「中國的抗戰是在毫無勝算之下堅忍不拔、奮戰到底的英勇故事。中國政府和人民不顧一切、『抗戰到底』，終於戰勝強敵。此證明外媒及外交官一再唱衰中國，甚為中國必將滅亡的預言完全錯誤。直至珍珠港事變，中國有四年多時間是孤軍奮鬥力抗日本。在這段期間，這個貧窮、低度開發的國家，牽制住一個全世界最高度軍事化、科技先進的社會的八十萬雄獅勁旅。此後四年，同盟國能在歐洲和亞洲兩個戰場同時作戰、節節勝利，有相當大部分奠基於中國與日本纏鬥不休。」

米德以「被遺忘的盟友」指稱中國的付出，在二戰主流記述中卻被刻意漠視。然而，無論戰時盟軍的重心是否曾放在中國戰區？或在戰後很長一段時間裡，中共基於意識形態而試圖抹去蔣介石領導國民政府中央軍，英勇、孤獨地對抗日軍殘暴侵略。59 歷史真相終究會自我表明：二戰期間中國戰區裡的每位軍民，特別是犧牲在日軍鐵騎下的亡靈及其後代，永遠會記得這場攸關民族存亡的艱辛抗戰歲月。

謹以此文，紀念抗戰勝利八十年週年的到來，及獻給在那至暗的絕望時刻，所有堅苦卓絕、奮戰到底的中國人與援華友人（邦）們。黎明前的至暗，總是驚心膽戰又刻骨銘心，但毫無意外的是―黎明總會到來。

*與談人龔春生評析

一、前言

本論文充分展現，作者對抗戰時期國際政局與中國所處局勢的深刻洞見。全文準備充分，資料搜集廣泛，涵蓋中國、美國、蘇聯、英國等多國相關文獻與史料，顯示作者對原始資料的熟練掌握與嚴謹態度。論據鋪陳有條理，層次分明，從援助的型態、管道、時間點及其對軍事戰略的影響，均有明確說明，兼具廣度與深度。尤為難得的是，作者在現有文獻基礎上，提出新穎詮釋觀點，不僅填補過去論述的空白，亦擴展我們對戰時中國國際處境的理解，具有高度啟發性與學術價值。

二、論文內容摘要

首先，本文聚焦於「二戰期間中國戰區的國際援助」作為研究核心，切中歷史研究中未被充分探討的領域，並展現作者對當代國際關係理論的敏銳洞察與批判精神。以往無論國內或國際的戰爭史、外交史著述中，「中國戰區」常被邊緣化，視為太平洋戰區的附屬場域，或僅為同盟國的「次要戰場」。但本文大膽突破此一既定敘述框架，將中國戰區視為全球戰略版圖的核心，重新置入以「現實主義」為視角的世界政治脈絡中，展現出極高的史學視野與國際政治理論整合能力。

其次，作者於前言即指出，近年以Rana Mitter為代表的「中國戰區修復式研究」學術潮流，並介紹了《被遺忘的盟友》、《正義之戰》等重要著作，不僅具備學術脈絡說明，更體現對西方學術貢獻的尊重與連結。值得強調的是，本文在理解西方觀點的同時，也以紮實的資料加以驗證，重新建構中國觀點，特別在中德軍事合作、蘇聯援助及國際援助政治經濟面向上，體現難能可貴的原創精神。

再者，作者以「現實主義國際關係理論」為理論核心，穿梭於1930年代至抗戰初期的國際局勢，不論在梳理德中軍火貿易談判上，或是在解析蘇聯援助背後，「地緣戰略防堵日本」的邏輯，皆娓娓道來，條理分明。此理論與實證並行的手法，使本文在史學深度與理論高度間取得良好平衡。尤其引介 Michael C. Desch與Andrei P. Tsygankov關於「冷血現實主義」的見解，加深我們對當時國際社會援華遲疑、保守及利己本質的理解。此種理論視角，使歷史不再是舊事重提，而是對當代世界，提供了反思與啟示的功能。

在史料方面，作者善用宏觀歷史與微觀事實結合，涵蓋中德易貨協定、德國顧問團系統介入，乃至德國援華背後的礦產資源利益詳盡分析，皆反映作者對檔案資料能夠紮實掌握，使研究不僅止於中文史料蒐集，亦展現其對資料整合與批判的能力。

本文寫作風格，展現沉穩且節制的治學態度。即使涉及戰爭殘酷與國際冷漠，作者不流於情緒渲染，而是透過冷靜論述與嚴謹邏輯，讓史實本身發聲。特別在描述南京大屠殺部分，引用張純如生動描寫，並對戰爭人道災難深刻反思，於理性與情感間保持恰當平衡，使學術論文亦具人文關懷的溫度。

在研究方法上，作者結合國內外官方文件、外交檔案、回憶錄與學術論著等第一手及第二手資料，運用歷史政治分析法，將援助行為置於國際戰略與外交博弈脈絡中解析。論文架構依援助來源分為三大部分：蘇聯援助、美英援助及國際組織與民間團體的間接支援。作者強調，雖然援助規模有波動且政治目的不一，但整體而言，國際援助確實在物資補給、軍力維繫上發揮實質作用，對抗戰持續與最終勝利具不可忽視的戰略意義。

最後，本文不僅回顧歷史，亦為當前國際局勢提供「歷史化的理解途徑」。從中國戰區悲壯抗戰與孤立無援，到某些地緣衝突中的援助與背棄，作者使我們認識到現實主義國際邏輯從未遠離，而歷史正提供不可忽視的啟示。本文可謂兼具史學價值、理論貢獻與國際視野的優秀學術作品。

三、與談人研究心得

(一) 論文優點

本論文整體表現卓越，具備以下幾項明顯優點：

選題兼具歷史與當代意涵

作者聚焦於抗戰期間中國所獲國際援助，切合學界對抗戰敘事逐漸「國際化」的研究趨勢，不僅有助突破傳統「民族抵抗—孤軍奮戰」的敘述，也有助重新評估中外權力互動對抗戰進程及戰後格局的實質影響。此選題對理解當前地緣政治中的

「外援—主權」議題亦具高度啟示性；並嘗試突破傳統歐洲中心視角，強調中國戰區的歷史重要性。

資料基礎穩固，檔案運用多元

作者蒐集並運用大量中英文史料，涵蓋外交檔案、戰時通訊、回憶錄與相關研究，尤其對蘇聯與美援部分所引述的資料精確詳實，充分展現其對原始文獻的深厚掌握。資料的豐富與準確，大幅提升本研究的學術信度與參考價值。此外，論文引述史迪威、陳納德、租借法案、美英援華等多方面資訊，顯示文獻掌握相當充實。

論述結構明確，觀點陳述有條理

全文架構依援助來源與時間順序安排，兼顧宏觀國際格局與微觀政策執行層面，層次清晰，邏輯嚴謹，文字流暢，有效引導讀者進入複雜的歷史場域並理解其動態變化。雖作者非歷史專業出身，但展現出對歷史敘事與資料評估的深厚能力，並嘗試透過援助行為分析，反思大國與弱國間戰爭條件下的互動邏輯，為政治學界帶來難得的歷史視野。

(二) 論文仍可深化之處

儘管本論文整體表現優異，仍有數面向可進一步加強，以提升理論深度與比較分析能力：

可補充討論抗戰勝利與台灣回歸的關係

眾所周知，中華民國因對日抗戰勝利，才得以依《開羅宣言》、《波茨坦公告》等國際文件，戰後正式接收台灣，擺脫殖民統治。此歷史事實不僅是戰後東亞地緣政治重整的關鍵，更奠定台灣回歸中國的法律與政治基礎，能有效駁斥「台灣地位未定」的謬論。建議作者，適度補充抗戰勝利對台灣主權歸屬的決定性影響，以彰顯本研究在時代意義與學術價值上的深度與廣度。

援助對中國內部政治影響分析可待加強

論文聚焦國際援助對抗戰軍事及外交的影響，但對援助如何影響國民政府內部決策、軍政關係及社會動員等面向著墨較少。其實，國際援助不僅限於戰場資源分配，更涉及政權穩定與國家建構過程，若適度補充此部分，將使論文更具政治學縱深分析力。

對援助「限制性」及「附帶條件」的探討略顯保留

作者雖指出國際援助具戰略價值，卻未深入評估其可能帶來的政治附帶條件（如中國戰略自主性影響、美蘇對國共內戰的牽制效果）。若能探討援助是否造成某些戰略依賴，將更有助全面理解戰時國際關係。

擴充非官方組織援助的探討

非官方組織的援助，在中國戰時社會安定，扮演不可忽視的角色。例如美國教會組織、華僑團體及非官方募款援華組織，或亦可加以探討。

四、意見分享與建議

本文認為作者的研究，在理論脈絡與史料掌握方面已具堅實基礎，但若能就以下幾點加以補強，將更有助深化論文解釋力與說服力。

(一) 強化國際援助與勝利的關聯性

論文標題涵蓋「獲得援助」及「對抗戰結果的影響」兩大面向，但內容偏重援助來源與形式，對「援助如何影響抗戰結果」的描述有待加強。建議作者說明，如何衡量「援助」對

「勝利」的實質貢獻，如文中提及的：美國提出租借法案及蘇聯提供飛機裝備援助，應釐清這些援助與中國實戰成果的關聯程度，補足其「因果關係」；並建議作者補充分析，中國如何

「轉化」援助為戰力，如後勤運輸（駝峰航線）、援助的分配及管理。

(二) 說明援助是否具條件性及可能戰略風險

現有論述多聚焦於援助的正面效應，如資源補給與外交支持，但援助往往附帶不同程度的政治條件與風險。建議嘗試引介「戰略依賴」（strategic dependence）、「主權交換」（sovereignty trade-off）等理論工具，分析中國接受外援過程中，是否須在戰略自主權上做出讓步。以蘇聯援助為例，雖提及早期空軍援助，卻未探討相關戰略考量（如中蘇邊境安全）及援助條件（如代價支付）。

(三) 強化論證模式

建議作者將各援助來源進行系統比較，說明美援與蘇援在規模、持續性、策略目的及接收方式的差異，以及援助密度對抗戰重要節點（如淞滬會戰、遠征軍戰役）之具體影響。如援助與前線戰果因果鏈結證據不足，建議可結合案例研究，如中緬印戰區援助與戰局轉折的關聯，強化「援助對抗戰成敗的邏輯關聯」，舉例說明哪些戰役勝利與援助密切相關，以及援助是否改變戰略態勢或民心士氣。

(四) 增加數據資訊

論文中嘗對援助的效果以定性描述，如「增強士氣」，惜缺少具體指標或數據佐證。然而，缺乏與無援助情況的比較，難凸顯援助的真實價值與限制。建議補充具體數據，如援助物資占整體軍需比例、美援飛機在中國戰場出勤率等。也可引入數據或案例分析（如駝峰航線運輸量及戰略物資比重），以提高實證力。

(五) 調整感性與紀念意涵文字在論文中的段落

帶有感性與紀念意涵的文字，較宜安排在後記之中，以避免影響結論部分應有的邏輯性與嚴謹性。建議將目前結論中的最後一段移至後記，將有助於提升論文整體的結構與表達效果。

五、結論

整體而言，〈黎明前的至暗：對日抗戰期間的國際援助及影響〉一文，立論紮實、資料詳盡、論述清晰且具學術深度，成功呈現抗戰期間，中國在國際援助體系中的多維面貌與複雜性，對抗戰史及國際關係研究領域貢獻重大。該論文不僅創新了抗戰歷史的新視角，也為理解中國現代外交與戰略，提供了寶貴的歷史經驗。期待作者，未來能在現有的基礎上，參考本文所提出的建議，在學術及實務上做出更大的貢獻。

喻志攻(右)、傅慰孤(左1)、張延廷(左2)。(王長河攝)*喻志攻–抗戰與空軍

壹、前言：

中華大地，錦繡河山，自西周朝起即稱之為『中國』，而在西漢朝對外邦文書中更是自稱『中國』，之後經唐、宋、元、明、清等朝代，雖也曾分由漢、蒙、滿族治理，但是均自認是『中國』！而所孕育出來的文明，更是傲視全球，國力在元清朝代，更是獨霸世界！可惜自清朝中葉以後，國勢日益衰退，面對西方列強的侵略，不但割地賠款，甚且容許以『租界』，恣意在中華大地上欺凌我同胞，此其中，尤以日本大和民族為最！

貳、日本侵華動機與緣起：

一、概述：

十九世紀當遭遇世界範圍內的經濟危機時，世界各國的政治、經濟、軍事、乃至於社會的各個方面都受到不同程度的負面影響！對於建立在經濟和商業基礎上的資本主義國家來說更加明顯！那麼基於這樣的原因，國內的各種矛盾激化，勢必導致社會動盪，政局動盪，在這樣的形勢下，就有兩條路線擺在政府的面前：一是在本國內部化解矛盾，具體做法不予贅述，二是轉嫁危機，而發動戰爭就是最好的方式！一方面可以拉動工業的發展，增加就業機會，穩定局勢，另一方面，可以獲得巨額的戰爭賠款來緩解經濟上的危機，德國、日本正是採取的這樣的方式。出於對本國經濟發展的需求原材料和廉價的勞動力，而中國資源和勞動力眾多並且成本低廉，同時還打開了海外市場；乃成為世界列強爭先搶食的目標！日本經過明治維新後，雖然擺脫了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國家，但走上了軍國主義道路實行法西斯專政，對外侵華。

二、日本為什麼有能力侵略中國？

這首先與明治維新有關，可以說，明治維新是近代日本歷史命運的根本轉折點。

日本早在明治維新之前就開始了對外侵略擴張，但基本沒有達到侵略企圖，根本原因就在於當時日本的國力不足以支撐其對外擴張，可謂心有餘力不足；而明治維新之後，日本的對外擴張幾乎次次成功，主因就在於維新後的經濟發展為其對外擴張提供了物質基礎。

僅以武器裝備為例，到全面侵華戰爭前夕，日本已能夠批量生產當時所有的先進重型武器，如坦克、裝甲車、大口徑火炮、作戰飛機、戰列艦、巡洋艦、航空母艦和軍用通信設備，其性能也與英美制武器相當，而當時的中國只能生產步兵輕武器和小口徑火炮，重武器基本依賴進口。

所以，明治維新是日本之幸，而為中國之禍。鄰國一次成功的改革，卻給自己國家的命運帶來莫大的影響，這是許多中國人做夢也沒有想到的。這個血的事實提醒我們，必須放眼看世界，必須密切關注國際事務。

其次，日本民族文化和民族性格中的一些特性強化了日本的國力，也強化了日本侵華的能力

在推動和有利於日本侵華的種種因素當中，除了武士道、天皇制、軍國主義、法西斯主義和經濟發展之外，值得一提的還有一些體現日本民族性格和民族文化特性的東西，如團結、認真敬業、善於創造性摹仿和有危機意識等。日本因為強大起來才可能發動一場全面侵華戰爭，而日本的強大是與這些民族特性分不開的。

三、日本侵華史實：

自明朝起日寇即不斷襲擾我中華1894年中日甲午戰爭爆發，日本挑起了第一次大規模的侵華戰爭，日本想要入侵中國，已成不爭的事實，而在九一八事變後，日本加緊腳步想佔領中國，漫長的抗日戰爭就此展開。 然而日本為何一定要侵略中國？ 當時中國的國土面積雖大，但國力與列強比較，卻相差甚遠，甚至被很多西方人稱之為東亞病夫；於是日本打算對當時並不強大的中國下手，來進行自己的擴張。

從地理規模來說，日本的面積是37萬多平方公里，只相當於中國的雲南省。但令人不解的是，就是這樣一個小國，卻連年不斷地發動對外戰爭，給亞洲的許多國家尤其是中國帶來了罄竹難書的浩劫和災難。

日本發動侵華戰爭原因總結如下：

1、日本自豐臣秀吉時代起就有吞併東亞的野心。

2、國內經濟的崩潰，強烈需要轉嫁矛盾。

3、軍國主義作祟，有著稱雄世界的野心

4、中國地大物博，但政府卻極為腐敗，整體國力貧窮積弱，給日本帶來了很大的物質誘惑！

5、宋明滅亡於少數民族，使中國天朝上國的高大形象崩潰。元清等少數民族統治中國，讓日本覺得自己更有資格、能力統治中國。

6、甲午海戰中滿清的失敗，使日本知道了中國可以被戰勝。

叁、抗日戰爭中日雙方空軍軍力：

中國空軍在抗日戰爭中取得的成就，在世界航空的發展史上都堪稱不可思議的奇蹟，像耀眼的星辰一樣閃亮在歷史的天空中。這是因為，這個奇蹟是在近乎一張白紙般的基礎上創造的——清朝中葉以後的中國積貧衰弱，民國肇建後又陷入各方勢力爭相角逐中央政府權位，軍閥割據地方各自建立私人勢力的局面，北伐成功雖使得中國統一在中央政府之下，但隨即又陷入日本軍國主義全面侵華的深淵；面對敵人的大軍壓境，弱小的中國空軍挺深而出，浴血奮戰，捍衛起中華大地的領空。

一、中日航空兵力發展概述：

中國人很早就有飛天的願望，古人抱著一種對天空的嚮往，發明了孔明燈、風箏等。二十世紀初，外強入侵，中國人的飛天夢，逐漸變成了守衛疆土的強烈願望。

自西元1903年12月17日美國航空先驅萊特兄弟進行首次受控、持續發動機驅動重於空氣的飛行，人類自此在三維空間的活動，開啟了新的里程碑！

1914年，孫中山先生籌畫培養國民黨空軍人才，在國民黨駐美洲總支部部長林森先生的募捐，及旅美華僑楊仙逸先生的協助下，“中國國民黨空軍學校”在紐約寇提斯飛行學校內成立。孫中山先生提出“飛機將是未來戰爭決勝的武器”的先進國防思想，並以“航空救國”的道理砥勵學生。在1924年6月16日黃埔軍校開學禮演說『中國革命遲遲不能成功，就是因為沒有真正革命武裝隊伍。為了早日完成革命的使命，我們才下決心改組國民黨，建立黨軍，使革命與民眾力量相結合，這就是創辦黃埔陸軍軍官學校主旨。』

1924年底，中國第一所航空學校在廣州成立，至1936年期間開辦8期，培養飛行員527人。為抗日時期，中國空軍培養了有生力量。

中國雖然發展航空事業起步甚早，但卻因連年的內戰，以及落後的工業基礎，致使中國的航空事業始終得不到發展。

日本航空兵力，分別隸屬于陸軍和海軍，前者由陸軍航空本部管轄，後者由海軍航空本部管轄。日本空中兵力的初期建設，主要依靠進口飛機和獲准製造的外國飛機，與世界列強相比，還存在較大差距。20年代後，日本加快了航空建設的步伐。到 1937年，日本空中兵力使用的飛機，約有 90％以上為自己製造。

二、抗日戰爭初期中日空中兵力對比：

1937年8月13日淞滬作戰前，日本的陸海軍航空兵可用於作戰的飛機約為2300架，預備飛機約280架，航空工業的製造能力約每月可產60架飛機，軍用飛行人員現役為1500名，每年可培養400-500名飛行員，更加重要的是日本憑藉其工業基礎和技術設備能不斷改進飛機性能和及時補充戰機。

中國經濟與日本相比顯然處於劣勢。1928年，國民政府才開始設立航空署，下轄4個航空隊，只有24架飛機。1931年在杭州筧橋創辦中央航空學校，爾後逐步收編各省軍閥的航空部隊，建立了統一的空軍。1937年航空工業剛剛起步，中國空軍處於初建階段。此時中國空軍的幾百架飛機大多是從美國、義大利、德國、法國等國購進的，其中有的機型已經過時，有的性能很差，面臨淘汰，國產機的部件需依賴進口。因國力薄弱，我飛機的更新換代也十分困難。

（一）日軍航空兵力：

1931年，據日本上報國聯之數目，其陸軍擁有飛機838架，海軍擁有飛機 801架，共計 1639架。軍事飛行員9820人，民用飛行員 3 000多人。1937年，日本陸軍擁有作戰飛機 1156架。其中：驅逐機432架，偵察機216架，輕轟炸機180架，重轟炸機128架，預備機200架。日本海軍航空兵擁有艦載飛機278架，陸上飛機567架，各型預備機 200架，共計 1045架飛機。全國共計2000餘架各型飛機

（二）中國航空兵力：

抗戰初期，能夠參加作戰的僅有223架飛機，不過日本的七分之一。

1936年6月前空軍有14個中隊。1937年5月國民政府軍事當局把全國分為6個空軍區，實際成立的只有南京第一、武昌第二空軍部。抗戰前夕空軍總計有約六百架飛機，有機場一百多個。空軍的飛行部隊共編成9個大隊，1、2、8為轟炸機大隊，3、4、5為驅逐機即戰鬥機大隊，6、7為偵察機大隊，9為攻擊機大隊。每隊下轄2-4個中隊。

（三）中日雙方空戰戰略：

對比中、日兩國戰前對空軍力量的戰略部署和作戰方針，可以看出，中國空軍一開始就犯了戰略性錯誤。日本空軍，無論是陸軍航空力量，還是海軍航空力量，都將殲滅我空軍，奪取戰場上的制空權作為第一任務。因此，在平時的訓練和戰前的兵力佈置，以及戰時所採取的作戰方針等方面，都是圍繞這個任務而展開的。我國空軍則一味強調轟炸機的作用，企圖在戰爭初期打擊日本海軍，阻止其在中國沿海登陸。特別是強調“儘量避免與日空軍決戰，”使我空軍在開戰後不久即很快陷入被動局面。在沒有制空權的條件下，要想發揮空軍的作用，徹底打擊敵陸海軍是不可能的。

肆、中國空軍抗日戰爭史蹟：

『歷史上，從未曾有過這麼少人的奮戰犧牲，但卻獲取了前所未有的鉅大勝利，捍衛了這麼多人民生命財產的安全！』，二次大戰後，英國首相邱吉爾對英倫空戰英國皇家空軍與盟國飛行員的評論。

而在中國戰場，中國空軍飛行員的犧牲奮戰精神，也不遑多讓，甚至猶有過之！因為中國空軍是在沒有雷達等先進科技，飛機性能又不如日軍，武器裝備僅依賴外援，毫無自制能力的絕對劣勢的戰略態勢下被迫應戰！作戰經過略述如下：

一、歷次會戰中的空戰

1937—1945年，中華民族進行了艱苦卓絕的抗日戰爭。其中中國空軍所進行的空戰是一個重要方面，八年中中國空軍共擊落日機1543架，擊傷330架。出動轟炸、驅逐、偵察、運輸等飛機計18509架，完成了出擊、制空、偵察、防空等任務，作戰達4027次。期間最重要，最具戰略意義者為八一四空戰。

（一）淞滬作戰八一四空戰經過概要：

淞滬會戰是中國抗戰第一期第一階段東戰場的重要戰役。1937年8月9日，日本海軍上海特別陸戰隊西部派遣隊中尉隊長大山勇夫及一名士兵駕車闖入上海虹橋機場尋釁滋事，被我官兵擊斃，日軍先是提出無理要求，遭拒絕後便派遣其海軍陸戰隊於8月13日晨，突然向上海閘北中國守軍發起進攻，淞滬大戰由此揭開帷幕。會戰從8月14日開始，歷時三個月。

第一階段從8月13日起至9月11日，為攻勢作戰。戰事打響一晝夜後，中國空軍派出裝備精良的空軍第4大隊正式參戰，該大隊轄21、22、23中隊，有美式霍克-III型戰鬥機36架。日軍派9架96式轟炸機朝筧橋機場猛烈轟擊。大隊長高志航起飛迎敵，分隊長譚文首先擊中日機1架，接著李桂丹、柳哲生、王文驊、鄭少愚也擊中了日機。加上在實施轟炸前的2架和空戰中被打傷墜入基隆港以北海面的1架，日機損失飛機計6架。中國空軍以6：0的結果初戰告捷，日軍航空兵所謂百戰百勝的神話破滅。1939年國民政府為紀念這個光輝的日子，把8月14日定為中國空軍節。

（二）八一四空戰勝利之戰略涵義：

這場空戰，不論擊落日機究竟是六架抑或四架，其對中國的民心士氣所造成的鉅大影響是無法估計的！自甲午海戰以來，中國老百姓強忍著日軍與日本浪人在中國土地上耀武揚威！中國軍隊以劣勢武器裝備與日軍周旋！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德國在華所有權益不是還給中國，而是割讓與日本！世間不公不義莫過於此，而北洋政府對此也毫無對策，任由帝國主義欺凌！1931年九一八瀋陽事變，國民政府忍氣吞聲，任由日軍在東北燒殺擄掠，直至日本扶持成立滿州國，中國政府也只是發表『敵乎友乎』外交辭令，無力採取任何作為！1937年蘆溝橋事變後，中國政府被迫發起全面對日作戰，但因軍隊武器裝備，作戰訓練，兵員素質等因素，陷入苦戰，直到八一四筧橋空戰勝利，全國軍民方深刻領悟，日本軍隊並不是無敵的！我們也可以擊敗日軍！從而使得全國軍民同胞對抗日戰爭必將獲致最後勝利的決心！

（三）在松滬作戰後空軍因武器裝備缺乏有效補充，陷入苦戰，在筧橋空戰後僅兩個月的時間，可以作戰的飛機已全部耗盡，幾乎無戰機可以升空作戰，其後雖在蘇聯援助下，獲得各型戰機，然飛機性能，武器裝備均劣於日軍，直至太平洋戰爭爆發，美國對日宣戰後，我國方從美方獲致可與日軍相匹敵之戰機，綜觀八年對日抗戰期間，曾經，日軍以為中國的天空從此都是太陽旗了。1937年淞滬作戰前，日本空軍可用於作戰的飛機約為2300架，每月可產60架。而同年，我國能參戰的飛機僅223架飛機，而且大都是從國外買來的，毀一架就少一架。

在這樣的懸殊差距下，對日抗戰中，我國空軍共擊落日機1543架，擊傷330架。取得這樣成果的代價，是三千名飛行員的生命。殉國時的平均年齡23歲！

二、中國空軍飛赴日本散發傳單：

史稱『人道轟炸』！為喚起日本人民覺醒，反抗軍國主義侵略行為，中國空軍決定遠征日本，一面偵察日本軍港、機場情況，一面散發傳單。由第十四隊隊長徐煥升率十九隊副隊長佟彥博，分駕馬丁重轟炸機兩架，攜帶小冊傳單數萬份。於1938年5月19日15時23分，從漢口起飛，寧波加油後，直飛日本。在長崎、福崗、久留米、佐賀及九州各城市散發傳單。警告日本軍國主義者「爾再不馴，則百萬傳單，將一變為千噸炸彈」，同時向日本人民揭發軍閥的罪惡。中國不丟炸彈，不襲擊非戰鬥人員，「充分表示我民族的偉大德行」。20日11時13分安全返回武漢。這是日本有史以來第一次被外國飛機襲擊。

三、飛越駝峰

駝峰航線需飛越海拔3000～6000米、冰雪覆蓋的崇山峻嶺，是世界航空史和軍事空運史上飛行高度大、氣候條件惡劣、最為艱險的空運線。西南季風、暴雨、強氣流、低氣壓和經常遇到的冰雹、霜凍，使飛機在飛行中隨時有墜毀和撞山的危險。航線所經過的不少地區地形崎嶇，山勢陡峭，峽谷幽深，河流湍急，飛行途中一旦飛機出現機械故障，幾乎難以尋找一塊緊急迫降地，飛行人員即使跳傘，在荒無人煙、毒蛇野獸出沒的深山野林，也難以生還。從1942年5月～1945年9月，在3年零4個月的時間裏，中美共墜毀飛機609架，平均每月15架，犧牲和失蹤飛行員1500多名。幾乎每個月都能聽到機組人員犧牲的消息。

伍、結語：

對日抗戰，獲致戰果與體認如下：

一、廢除不平等條約！洗雪國恥！

二、外交戰場無永久之敵人，亦無永久之朋友，一切均應以爭取國家最大利益為考量！無強大之國力做後盾，則終將淪為大國角力下之犧牲品！

三、空戰戰術隨著科技文明的進步，日益更新發展，世上無永久不變的戰法，亦無永遠是勝者的軍隊，如何精益求精，持盈保泰，是吾輩努力的目標！

四、永懷先烈，在抗戰中犧牲的空軍健兒，不乏歸國華僑，名門後代，富家子弟，他們原可安逸幸福一生，娶妻生子成家立業，過著美滿的生活，只因為日寇凌略，毅然決然捨生報國！語云『慷慨赴死易，從容就義難』！雖然空軍烈士們的生命停格在青春歲月之時，但是他們的精神永存於中華兒女的心中，不朽於中華大地 ！

*與談人張延廷評析

一、空軍在抗日戰爭期間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成立背景**：中華民國空軍的前身是1912年成立的

「中華民國空軍」，但在抗日戰爭前，空軍的發展相對緩慢，裝備和人員訓練都不夠完善。

**戰鬥機隊**：抗日戰爭期間，中華民國空軍主要使用的戰鬥機包括美國的P-40戰鬥機和其他國產機型。這些飛機在防禦日本空軍的轟炸和支援地面部隊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與盟軍合作**：中華民國空軍在抗戰期間與美國等盟軍進行合作，接受了外國的援助和訓練，這對提升空軍的作戰能力有很大幫助。**重要戰役**：在抗日戰爭的多場戰役中，中華民國空軍參與瞭如「淞滬會戰」、「長沙會戰」等重要戰役，對抗日軍的空中優勢。**犧牲與貢獻**：儘管面對裝備和人數上的劣勢，中華民國空軍的飛行員們展現了英勇的精神，許多飛行員在戰鬥中犧牲，為國家做出了重大貢獻。

整體而言，中華民國空軍在抗日戰爭中雖然面臨許多挑戰，但仍然在保衛國土和支援地面作戰中發揮了關鍵作用。

二、空軍在抗日戰爭期間光榮戰史

**建立**：在1930年代，中華民國空軍逐漸建立起來，並開始引進現代化的飛機。儘管面臨資源不足的挑戰，空軍仍努力提升戰鬥力。**淞滬會戰（1937）**：這場戰役是抗日戰爭初期的重要戰役之一。中華民國空軍在此戰役中展現了堅強的抵抗力，進行了多次空中攔截，成功擊落多架日軍飛機，並保護了上海的防線。**長沙會戰（1939-1945）**：長沙會戰是抗戰期間的幾次重要戰役之一。中華民國空軍在此期間多次出動，支援地面部隊，並對日軍的補給線進行轟炸，對戰局產生了積極影響。**與美軍合作**：隨著戰爭的持續，中華民國空軍與美國空軍的合作日益加深。美國派遣飛行員和技術人員來華支援，並提供飛機和物資，這對提升中華民國空軍的戰鬥力至關重要。**飛虎隊的成立**：美國志願航空隊（飛虎隊）於

1941年成立，與中華民國空軍合作，對抗日本空軍。飛虎隊的成功擊落大量日軍飛機，提升了中華民國空軍計程車氣。

**抗戰結束後的影響**：抗日戰爭結束後，中華民國空軍的經驗和技術積累對後來的國共內戰及其後的發展產生了深遠影響。

中華民國空軍在抗日戰爭中的輝煌歷史，不僅體現了飛行員的英勇和奉獻精神，也展示了國家在艱難時期的堅韌與不屈。這段歷史至今仍然激勵著後人。

三、空軍在抗戰勝利後及戡亂戰爭的角色

**軍事支援**：1中華民國空軍在國共內戰中主要負責支援國民黨地面部隊的作戰，提供空中火力支援和情報蒐集。空軍的轟炸行動對共產黨軍隊的後勤補給和指揮中心造成了一定的打擊。**空中優勢的爭奪**：國共內戰期間，空軍的空中優勢對戰局影響深遠。國民黨空軍試圖保持對空域的控制，防止共產黨軍隊的空中支援和補給。**與美軍的關係**：在內戰初期，中華民國空軍仍然受到美國的支援，包括飛機和訓練。然而，隨著國共內戰的進展，美國對國民黨的支援逐漸減少，這對空軍的作戰能力造成了一定影響。**人員與裝備的困境**：隨著戰爭的持續，國民黨空軍面臨人員流失和裝備老化的問題。許多優秀的飛行員因戰爭或其他原因離開，導致空軍的戰鬥力下降。**共產黨的空軍發展**：共產黨在內戰期間也逐步建立自己的空軍力量，並在某些地區取得了空中優勢，這對國民黨空軍造成了威脅。**最終結局**：隨著國共內戰的結束，國民黨在1949年失去大陸控制權，空軍也隨之撤退至臺灣。這標誌著中華民國空軍在大陸的歷史結束，並在臺灣重新組建。

總體而言，中華民國空軍在國共內戰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雖然面臨諸多挑戰，但仍然在支援國民黨的軍事行動中發揮了關鍵作用。

康鳳副理事長(立者)、翁衍慶中將(右1)、高昆生(左2)、張鈞凱(左1)。(王長河攝)*翁衍慶–軍統局與抗戰

一、前言

日本早在十七世紀幕府時代，就垂涎中國。尤其自1868年「明治維新」後，因國力大增，即提出對外擴張侵略政策。1887年，日本陸軍參謀本部提出《征討清國策》，圖謀先染指中國山東半島到台灣的沿海地區和島嶼，納入日本版圖，然後肢解中國，達到控制中國之目的，從而拉開侵華陰謀的序幕。

1894年，中日甲午戰爭，清庭戰敗求和，雙方簽訂《馬關條約》。日本強逼滿清割讓台灣全島及附屬島嶼，賠償日本軍費二萬萬兩。日本因獲得巨額賠款，經濟迅速發展，建立起重工業和軍事工業，國力更強。

《馬關條約》是自鴉片戰爭簽訂《南京條約》後，危害中國最大的不平等條約，開啟了西方各國瓜分中國之源頭，中國自此淪為次殖民地的悲慘命運。

1900年，八國聯軍入侵中國，沙俄趁機侵佔我東三省，嚴重阻礙了日本侵略中國的計劃，日本要求沙俄退出東北被拒。1904年，日俄無視滿清政府的存在，竟在中國東北境內爆發大戰。次年，沙俄大敗，日本佔領東北，引起英法美三國聯手的強力干預，日本被迫將東北歸還清政府，但對東北之覬覦之心，絲毫未減。

1927年4月，日本首相田中義一在東京召開「東方會議」，討論對華政策，發表《對支那政策綱領》，宣稱「中國內亂(指1926年國民革命軍北伐和次年的國共分裂)能波及滿蒙，紊亂治安。帝國在滿蒙有特殊地位與權益，不論亂自何方，帝國決予以適當之處理」。

八月，日本外務省在東北大連，召集駐地日本政軍高層開會，商討「東方會議」未決事宜。會後，田中根據會議決議，提出《對滿蒙和中國的積極政策》之秘密奏章，呈報昭和天皇，即惡名昭彰的《田中奏章》。

1928年5月，國民革命軍北伐攻克山東。時任北洋軍閥的領袖東北軍張作霖決定撤出北京，搬師退回東北。日本關東軍為確保在東北之利益，決心殺害張作霖。

6月4日清晨，張作霖乘坐的專列火車駛經瀋陽皇姑屯站附近時，被日軍埋設之炸藥炸死。張學良繼任為奉軍領袖，宣布東北易幟，歸順中央。北伐至此結束，全國統一。

七月，同盟會會員、旅日華僑富商蔡智堪透過對日本少壯派軍人不滿的「內務大臣」牧野伸顯之協助，潛入皇居之「皇室書庫」，抄寫《田中奏章》全文，親送國府。

《奏章》要點為：「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滿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所謂滿蒙者，依歷史，非支那之領土，亦非支那之特殊區域」、「待有機會時，以得寸進尺方法，進入內外蒙」;「然欲以鐵與血主義實保中國東三省，則第三國之美國必受支那以夷制夷之煽動，起來而制我，斯時也，我之對美角逐勢不容辭」，「將來欲制支那，必以打擊美國勢力，為先決問題…不得不與美一戰」。我政府將之正式命名為《田中奏摺》。

從後來日軍侵佔東北，扶植成立偽「滿洲國」，和「內蒙古自治聯合政府」等傀儡政權，以及1941年突擊美國珍珠港太平洋艦隊，無不依照《田中奏摺》規劃執行。

1931年9月18日，日本關東軍炸毀南滿鐵路柳條溝橋梁，栽贓為東北軍所為，炮擊「北大營」，繼而攻佔東三省，此即著名之「918事變」。

進入21世紀後，中共為奪取抗戰發言權，於2017年將抗戰「八年」改為「十四年」，提前自「918事變」算起。其實，事變當天，張學良下令東北軍「不抵抗」與「不正面衝突」，並撤至山海關內。故東北軍未曾有「抵抗」，不能視之為「抗戰」之始。我政府則稱事變後至七七抗戰前為「備戰」時期，才是正確歷史。

「918事變」後，國府將《田中奏摺》全文發表，呼籲世界正視日本的侵略野心，引起國際反日高潮。「國聯」要求日本撤軍，並決定成立調查團，調查事變事實。

關東軍為能在「國聯」調查團來華前，儘速扶植「滿洲國」傀儡政權成立，造成事實，迫使「國聯」承認。因而決定先在上海製造事端，轉移國際注意焦點。

1932年1月28日，日軍突然襲擊駐上海閘北的國軍，爆發了震驚國際的「淞滬戰役」，史稱「128事變」。成功阻止「國聯」的調查，「滿洲國」也在三月成立。

二、成立軍統局積極抗戰

1931年12月，國府主席蔣中正下野。次年一月，日軍即在上海製造「128事變」，中央政府驚覺國家沒有蔣公領導不行，於是「恭請蔣先生到南京主持中央政治會議」。蔣公復職後決心積極準備抗戰，三月成立「軍事委員會」，出任委員長。

4月1日，蔣委員長令戴笠將軍成立「特務處」，負責蒐集日本侵華情報，揭發漢奸和分歧組織的賣國行動，執行安內攘外、抗禦外侮政策，正式開啓我國抗日情報工作。

九月，軍委會成立「調查統計局」，納編中央調查科(今調查局前身)和特務處，分編為第一、二處，但人事、經費，和工作各自獨立。

1937年7月7日夜，日軍藉口士兵「失蹤」，要求進入河北宛平城搜查被拒，即攻擊盧溝橋，砲轟宛平城，進而佔領平津地區，全面發動侵華戰爭。國軍奮起抵抗，抗日戰爭正式爆發。

1938年8月1日，軍委會為因應全面抗戰需要，將「調查統計局」第一處撥出成立「中央調查統計局」(簡稱「中統」)，「特務處」則擴編為新的「軍委會調查統計局」(簡稱「軍統」，本文特務處的工作部分，也都稱為軍統局) 。戴笠因淡泊名利，自請任少將副局長，負實際責任。1945年8月，因抗戰勝利，始肯受命為局長，仍不願晉升中將。

軍統局抗戰時期之任務為：

後方：偵破並制壓日、偽、共諜活動，整肅枉法，搶運物資。前方：蒐集日軍軍事情報，成立游擊武力，支援並配合國軍作戰。敵後：策反敵偽政權軍政人員，誅殺敵酋巨奸，破壞敵設施，奪取敵資源，擾亂敵金融，爭取民心。

三、軍統局與抗戰

(一).兵不血刃，瓦解軍閥叛變，排除抗日障礙

1.瓦解「閩變」

「128事變」後，1933年國軍第19路軍(軍閥部隊)自上海移駐福建，負責第四次圍剿閩西「剿共」任務。六月，失意政客李濟琛(該軍前身第4軍軍長)和時任京滬衛戍司令陳銘樞，假抗日之名，積極煽動該軍叛變，企圖顛覆政府，奪取政權。

軍統局蒐獲李、陳二逆陰謀發動軍事政變情報後，呈報蔣委員長，商請國府主席林森親赴福建勸阻未成。同年十月，特務處續偵知李，陳二逆派代表密攜與蔣光鼐(19路軍總指揮兼閩省主席)、蔡廷鍇(19路軍軍長)聯署之密函，與盤踞贛南之中共中央聯繫，達成停止軍事對抗，和經濟合作等協議，並簽署《抗日反蔣協定》。

軍統局同時破譯中共和第19路軍間之密電，獲悉蘇聯謀藉19路軍控制之福建港口，將大量軍械彈藥，包括火炮、戰機，和鉅額國幣，分從自海參威和上海海運至廈門港，轉運贛南，支援共軍抵抗國軍圍剿。

十一月下旬，李濟琛等在福州宣布成立「中華共和國人民革命政府」叛變，將第19路軍改稱為「人民革命軍」。同月，戴笠親自潛赴漳州，成功策反19路軍60、61師師長沈光漢、相機反正起義。

次(1934)年1月，國軍收復福州。沈、毛二師長聯合第78師師長區壽年聯名通電反正，致第19路軍主力盡失，士氣崩解，餘部無力反抗，均繳械投降，偽政府同步瓦解。李濟深等人潛逃香港，史稱「閩變」。共軍派出支援作戰的兩個軍團見大勢已去，中途折返贛南，蘇聯備援之物資經費也停止裝運。

「閩變」如未能及時消弭，共軍和19路軍會師，聯合抵抗國軍，蘇聯趁機利用福建沿海港口，大量運送軍武和經費援助兩軍，擴大動亂，其情勢發展，不但力挫國軍第四次剿共任務，更有助於日本侵華之行動。

2.瓦解兩廣事變

1935年上半年，廣東軍閥陳濟棠與廣西軍閥李宗仁受李濟深、陳銘樞之煽動，也打著抗日名號圖謀叛變。事實上，兩廣抗日是假，與日本軍閥勾結是真。

自1932年起，日本軍部即不斷與陳濟棠有接觸；1934、35年間，日本艦隊曾兩度訪粵；1935年3月，日本關東軍特務長土肥原賢二到訪兩廣，與陳、李等粵桂系軍閥要員會談，策動兩廣聯日反蔣。

七月，陳濟棠強佔由青島調防南海的中央海軍肇和、海琛、海圻三艘巡洋艦，撤換艦長，編入粵海軍。軍統局為消弭叛亂，成功策反三艦新任艦長反正，預定於6月15日駕艦北上，返還中央。但事機不密，被陳逆獲知，出動粵海空軍封鎖黃埔航道，阻止出海。但仍被海琛、海圻兩艦利用惡劣天氣，粵空軍飛機無法起飛機會，衝出虎門(出海口)，直駛香港海面，交還中央海軍駛返南京。

1935年冬，李宗仁派員密赴陜北，與中共聯繫，提出雙方合作抗日的主張。

1936年2月，日本「大亞細亞協會」主席松井石根大將(1937年南京大屠殺罪魁禍首)到廣州訪問陳濟棠，贈送陳逆步槍一千枝、子彈20萬發、山炮多門。

六月，兩廣藉「抗日救國」之名，組織「抗日救國軍」，由陳、李分任正副總司令，正式叛變，爆發「兩廣事變」。下旬，日軍軍官百餘人抵達廣州，協助叛軍反蔣。七月，叛軍進軍湖南。

軍統局評估兩廣陸軍兵力共有三十萬之眾，並擁有海空軍，頗具實力，中央軍如進行圍剿，勢將破壞國府抗戰之準備工作。於是，決定全力策反粵系三軍，號召起義來歸，以消弭叛亂。

自六月底至七月中旬，廣東空軍司令官黃光銳，暨戰機(含轟炸機)共139架，分批離粵飛抵南昌，投誠中央；粵系陸軍：第一軍軍長余漢謀於7月8日飛抵南京，通電擁護中央。副軍長李漢魂、第四軍副軍長鄧龍光、虎門要塞司令李潔之，和陸軍第4、6師師長巫劍雄、黃質文等將領，也分別通電反正。進軍湖南的第二軍軍長張達發拒絕內戰，撤回廣東；粵系海軍：二艘新式魚雷艇艇長鄺文光、鄧瑞功率艦投奔中央。

原本實力雄厚的粵軍僅半個月便分崩離析，空軍盡數瓦解，陸軍戰力亦近半擁護中央。陳濟棠見大勢已去，宣布下野，逃往香港。

粵系軍閥的瓦解，未能使廣西軍閥李宗仁醒悟，仍堅持頑抗到底，將入湘部隊召回廣西，積極備戰。並為利於偽裝抗日，發動叛變，故意驅逐軍內日軍顧問。中共眼看情勢不對，通知李逆，不支持叛亂。

軍統局分別策反桂系空軍司令林偉成、飛行隊長寧明階駕機，和空軍第三隊副隊長鄧梓湘率領三架戰機等，於八月中旬，投誠中央。李宗仁見事已不可為，於九月歸順中央。

「兩廣事變」，中央兵不血刃，未發一彈，平和解決。此次事變，如中央軍與粵桂軍爆發大戰，日軍乘虛而入，勢將大傷國力。1938年日軍製造「七七事變」後，國府就有可能只有忍辱，無力宣布抗戰。

因為1930年，國內軍閥聯合叛亂，曾爆發「中原大戰」，戰事從河北蔓延至廣西，戰火遍及七省，各方投入之總兵力超過130萬，傷亡24餘萬人，歷時半年，才結束內戰。原負責第三次剿共的國軍，被迫抽調平亂，中共紅軍因而得以喘息發展。政府財政則因支付巨額戰爭經費，瀕臨破產邊緣，迄今仍未能完全復甦，如再爆發內戰，將無力抗戰。

(二).揭穿日本侵華陰謀 遏止漢奸投日

1.制裁張敬堯，瓦解「華北國」陰謀

1933年3月，日軍趁國軍第四次圍剿江西共軍，無暇他顧之際，攻擊北平東北方的長城各關口，企圖染指平津地區，國軍奮力抵抗。

五月，軍統局偵悉日軍勾結軍閥餘孽張敬堯(前湖南督軍)、孫傳芳(直系軍閥，國軍北伐時，兵敗隱居於天津英租界)，密謀策動殘留平津的軍閥舊部軍人，推翻國府軍委會北平分會，成立「華北國」偽政權，以策應日軍，攻擊國軍，協助日軍突破我長城防線，推進北平。

當時張、孫二逆匿居在北平「法外」之地「東交民巷」使館區。我政府因無治外法權逮捕二逆，但為化解平津危機，指示軍統局執行國法，「密裁」張逆，並警告孫傳芳懸崖勒馬。

5月7日，軍統局行動幹員「密裁」張敬堯於所住旅館內。孫傳芳驚駭，逃回天津，其他參與合謀的軍閥餘孽，亦作鳥獸散。

這一擊，不但粉碎了日軍以華制華籌建「華北國」的陰謀，喪失了內應力量，並因國軍奮戰不退，日軍被迫與國軍簽訂《塘沽協定》，停止武力挑釁，華北危機，暫時緩解。

2.揭穿日本製造事端，以利發動侵華戰爭

1934年6月9日，日寇駐南京領事館突以副領事藏本英明失蹤，至我外交部無理取鬧。日使館則提出強硬照會，限時我方將藏本尋獲交人。日軍艦隊同時陳兵下關江面，卸下炮衣，瞄準南京。顯然日軍謀重演「918事變」戲碼，進攻南京，中日情勢頓時緊張萬分。

軍統局研判藏本是假失蹤，應藏匿在南京近郊山區，經過搜尋，果然在紫金山明孝陵附近山洞尋獲。藏本供認：他是「奉日本政府之命，藏身滅跡(自殺之意)，以製造日軍攻擊南京之藉口」。軍統局即將藏本送交外交部，轉知日本使館具據領回，日軍陰謀隨之破滅，也確保了首都安全。

3.粉碎日軍「內蒙分離」陰謀

1936年初，軍統局判斷日本扶植之蒙古德王成立的「內蒙古自治聯盟政府」，和裝備之蒙古軍，勢將進犯綏遠省。為未雨綢繆，於是派幹員滲透內蒙，成功策反蒙軍王英部之旅長石玉山、安華庭，和團長王子修等人。同年十一月，日軍令李守信(蒙軍總司令)、王英兩部入侵綏遠，並派軍機助戰。

石玉山等三人即於陣前率部起義，王部瓦解，李部敗退。國軍乘勝追擊，克復百靈廟(原中央政府「蒙古自治政務委員會」所在地。百靈廟戰鬥是抗戰前主要戰役之一)，粉碎日軍「內蒙分離」陰謀。

4.瓦解「冀東防共自治政府」

日本自密謀籌組「華北國」失敗後，並未放棄「以華制華」政策。1935年，土肥原賢二利用失意政客殷汝耕在河北成立偽「冀東防共自治政府」，對抗國府。1937年上半年，殷汝耕又受日本關東軍參謀長板垣征四郎，和華北駐屯軍司令田代皖一郎指示擴充其「保安隊」實力，顯有陰謀。

軍統局於是成功策反偽自治政府保安1、2兩縱隊司令張慶餘、張硯田二人，同意伺機起義反正。

「77抗戰」爆發後，日軍令兩縱隊開往通縣、順義(分在北平東南和東北)，謀攻擊駐北平國軍宋哲元部。兩張見機不可失，於7月29日在通縣率部起義，炸毀日寇火藥庫、殺死日軍官兵二百餘人、生擒殷汝耕，並即開赴北平，準備與宋哲元的二十九軍會師抗日。

但因宋部已於當日清晨撤離北平南下，會師未成，日軍乘機襲擊兩部，殷逆趁亂脫逃。兩部奮戰突圍，南下保定，由軍統局安排併入國軍第一集團軍，二張均由中央派任重要軍職。(此役後，冀東自治政府被併入年底新成立之漢奸組織偽「中華民國臨時政府」。抗戰勝利後，殷逆被捕，明正典刑)。

5.計擒韓復榘，瓦解「魯中國」

1937年日軍攻佔平津後，以一部沿津浦路南下，圖取山東，軍委會任命馮玉祥為津浦路抗敵總指揮。時任山東省主席韓復榘為馮舊屬，信任有加。但馮赴濟南指揮抗敵時，韓復榘抗命不從，且不戰而退，將主力擅自撤往魯西南，致日軍於同年12月渡黃河，長驅直入山東，連下濟南等多地。

事因日本關東軍特務長土肥原賢二允諾韓復榘，只要不抵抗，日軍佔領山東後，將比照「滿洲國」模式，建立「魯中國」，由韓復榘出任皇帝。韓利令智昏，妄想稱帝，開門揖盜。

蔣委員長以韓悍然抗命，如不正以國法，如有其他軍閥起而效尤，將不利抗戰。但韓擁兵自重，為免衝突，責令軍統局緝拿法辦。

不久，韓復榘接獲軍委會通知到河南開封出席軍事會議通知，允許他帶一營警衛兵力同行。軍統局並透過管道傳送假信息，表示中央對韓十分信任器重。韓深信不疑，但為自保，改帶一個精銳警衛團的兵力，在隴海線鐵路火車上，加掛專車開往開封。

當火車抵達開封站時，突然響起空襲警報，軍統局偽裝的車務人員，以引導躲空襲為由，將韓復榘隨行衛隊團所乘車箱，迅速與韓乘坐之專用車箱脫離，加速開往預先埋伏之郊外，全部繳械投降。

韓復榘的貼身侍衛二十人，則由憲兵帶領跑步避住防空洞，也全數繳械被捕。韓在專用車箱內被軍統局逮捕，立即押上另已備妥之專車，直駛漢口，交付軍法，次年一月正法。

韓復榘的被捕，使日軍企圖「以華制華」陰謀再次破滅。國軍因無韓復榘的阻礙，順利開進山東抗日。1938年3、4月間，日軍由山東企圖進攻江蘇徐州，國軍在魯南台兒莊與日軍激戰，擊潰日軍兩個精銳師團的主力，敵軍狼狽潰逃、屍橫遍野，史稱為「台兒莊大捷」，係國軍抗戰首次大勝，嚴重挫傷日軍氣焰，更堅定了全國軍民堅持抗戰的信心。

6.瓦解日軍利用漢奸組建「皇協軍」之陰謀

日本華北派遣軍自「冀東自治政府保安隊」反正，歸順國府後，為記取教訓，決定改弦易轍，採取日本「皇軍」效忠天皇之方式，直接成立效忠日本帝國之漢奸部隊「皇協軍」。

日軍首先勾結軍閥李福和(滿族，出身東北軍，太行山國軍第三遊擊縱隊司令。1938年3月，主動聯繫投降日軍，成為抗戰爆發後第一個降日叛將)，派任為「皇協軍」第一軍軍長。日軍構想：如實施效果良好，將續成立第二、三軍等等。

軍統局認為日軍成立「皇協軍」，極不利我長期抗戰，決定策動第一軍反正，並趁機制裁李福和。軍統局經過調查發現該軍副軍長兼參謀長徐靖遠、第一師師長黃宇宙等人，都是被李逆脅迫降敵，並非甘為漢奸。於是密與二人取得聯絡，成功策動同意待機反正，並連鎖策反第二師師長吳朝翰，加入反李行動。軍統局另派幹員八人，由彼等安插在該軍內，分掌要害部門之職位。

1938年8月7日，李福和偕日軍谷川少將等日軍官佐共16人抵達第一軍駐地河南彰德校閱部隊。儀式一開始，徐靖遠立即下令部隊起義，當場擊斃李福和與所有日軍官佐，通電反正，擁護中央。軍統局特報奉軍委會核准該軍軍部改編為游擊司令部，隸屬第一戰區指揮。

日軍利用漢奸組建「皇協軍」效忠日本之陰謀，至此破滅，之後不敢再建立此類「皇協軍」。

河內鋤奸未成，汪精衛投日

1938年12月18日，國民參政會議長汪精衛藉赴成都公幹，由成都密飛昆明，轉往河內，並於29日發表「艷電」，主張接受日本建立「東亞新秩序」召降條件，結束抗戰。

1939年元月，軍統局蒐獲汪與日寇勾結證據，呈報中央。蔣委員長派監察委員谷正鼎兩度赴河內游說，都遭汪精衛斷然拒絕。政府為阻止汪賣國求榮，和堅持抗戰政策，被迫決定在汪到南京籌組偽政府之前，依法制裁。

3月21日凌晨，軍統局行動人員闖入汪精衛在河內寓所三樓，打開汪之臥室門，以手電筒照射，開槍擊斃睡在床上之對象，完成任務，迅速撤退。事後才知汪在睡前，自覺不安全，臨時與秘書曾仲嗚更換睡房，致曾被誤殺。

日本得知汪精衛逃過死劫後，立即派國會議員和高階軍官前往河內，秘密安排汪逆逃抵上海。

1940年3月30日，汪精衛在日本扶翼下成立偽南京政府，並併吞華北的王克敏和長江下游的梁鴻志兩傀儡政權。制裁汪精衛的失敗，使其得以投日，並組織偽政權，對國府抗戰造成極大傷害，當知在國家危難時，特種行動工作之重要性。

8.擊殺日寇

1940年11月，日寇侵華總機關「興亞院」派高月、乘兼悅郎兩人為特使到北平「視察軍政」，軍統局情報顯示其中一人為日皇至親，極為尊貴，決定刺殺。

同月29日，行動人員發現高月、乘兼二寇騎馬併行，旁若無人，乃尾隨跟蹤至北平東城偏遠之處，以雙槍齊射，高月當場斃命，乘兼重傷，次日死亡。

就在同月，日皇派遣前任首相阿部信行大將為全權大使率團至南京，預定11月29日與汪偽政權簽署《華日基本條約》和中日滿三「國」共同宣言。

軍統局偵知日本代表團將乘火車「天馬號快車」自上海赴南京，決定中途襲擊。軍統局行動組於前一日在蘇州李王廟附近鐵路段埋設電控地雷。次(29)日晨九時，火車駛抵該處，行動人員及時引爆，火車翻覆，炸死日軍大佐和日本內閣專員各兩名、日本特務多人，以及德意兩國的使節代表，死傷多達175人。阿部因未搭乘該車，逃過死劫，但簽字儀式受此影響，延至三十日才舉行。

上海陷敵後，軍統局策反成功兩位在日軍任職之韓籍志士尹光國、尹光復兄弟，兄為駐滬日軍陸戰隊大尉，弟為南京日軍戒備司令部參謀。

1941年7月7日，日海軍軍事學校校長任一中將，偕清水少將，自華中視察抵上海，日陸戰隊司令武田少將在日式妓院設宴款待，光國坐陪。光國決心殺敵報國仇，於是在酒中下毒，殷勤勸酒，為免敵起疑，與敵同飲，因而毒斃清水少將，重傷任一中將，和一位少佐，光國也殉難。武田因部隊急事，提前離席，僥倖逃死。

光復聞訊，決定殺武田為兄報仇，經由軍統上海組織協助查明武田經常行經之路，於8月27日埋伏附近，槍擊武田重傷，光復不幸被捕成仁。

9.破滅敵謀籌組「黃洲國」迷夢

1944年，日軍攻佔河南洛陽，成立特務機關「河南公館」，企圖扶植當地「勦匪滅共軍」司令秦潤普組織「黃洲國」偽政權，並將「剿共軍」改編為「黃洲建國軍」，由秦出任司令。

事實上，軍統局在洛陽淪陷後，已策反成功秦潤普，指示他虛與委蛇，應付日寇，伺機而動。

1945年，日軍謀先取潼關，續攻西安，並徵調「黃洲軍」參與作戰，策劃攻下西安後，即組建「黃洲國」，由秦潤普出任元首。秦即請示軍統局，表示：「黃洲軍」兵力已達十萬人，具反正殺敵實力，何時陣前起義？

軍統局回覆：敵軍攻至潼關時，立即陣前起義，配合國軍夾擊日軍。但秦部行動已引起日軍猜疑，為免生變，決定停止西進，並緊急以一個師團兵力，監視威脅「黃洲軍」，以掩護進攻西安的日軍撤退。

日軍進攻西安計劃失敗後，開始削弱秦部實力，但未放棄籌組「黃洲國」陰謀。這時共軍趁秦部與日軍間不合之際，集結八萬人，於是年五月進攻「黃洲軍」，謀一舉殲滅秦部。日軍則袖手旁觀，擬坐收漁利。

軍統局立即指示秦潤普以破釜沉舟精神，痛擊共軍。秦部奮戰逾月，擊敗共軍，乘勝掃蕩豫西殘餘共軍。秦潤普同步停止籌組「黃洲國」之一切活動，日軍不甘，準備清除秦部內「反日幹部」，迫秦就範。就在此時，日本宣布投降，成立偽政權之陰謀隨之煙消雲散。

戰後，軍統局報奉軍委會將「黃洲建國軍」改編為「陝州先遣軍」，秦潤普為司令，負責河南陝州地區治安，阻止共軍騷擾入侵，並迎接中央受降人員和國軍進入洛陽，執行接收任務。

(三).成立抗日游擊武力，配合國軍抗日

1.淞滬會戰，組織巡查隊，偵捕漢奸

1937年8月13日，「淞滬會戰」爆發，日軍動員28萬人進攻上海。這是中日第一場大會戰，蔣委員長發表《自衛抗戰聲明書》，宣示抗戰決心(日軍以為會戰能迅速結束，並在三個月內亡華，但光此役即持續達三個月，上海才淪陷) 。

「淞滬會戰」期間，日本特務大量收買漢奸流氓，蒐集我軍情，甚至以小鏡反光指示敵機轟炸我軍事重地。軍統局於是抽調數百人成立巡查大隊，負責偵捕漢奸、監視防止敵特指引敵機轟炸行動、保護電話通訊和鐵公路橋樑之安全、破壞敵之倉儲，並嚮導國軍增援部隊抵達上海後迅速進入陣地，成果卓著。

成立別動隊，支援作戰，掩護國軍撤退

軍統局為協助「淞滬會戰」國軍抗敵，決定動員地方人力物力等資源，支援作戰。戴笠特商請上海名人杜月笙等地方士紳成立「蘇浙行動委員會」，號召地方團隊和愛國青年組建游擊武力「別動隊」。共編成五個支隊和一個特務大隊，官兵一萬八千餘人，分佈滬西、浦東，和蘇州河一帶，從事對日寇突擊和破壞等工作，屢予敵重創。

11月9日，淞滬失守。別動隊負責掩護國軍撤退。第四支隊在敵炮火攻擊下，強渡蘇州河，挺進北岸，佔領戰略要點阻敵。因深入敵後，孤軍作戰，彈盡援絕，支隊長張業暨官兵奮戰不退，終至全軍壯烈犧牲。

當時日軍只向上海各國租界以外的中國管轄區攻擊，淞滬戰起，難民紛紛逃進租界。11月5日，日軍自杭州灣登陸，迂迴包抄上海，企圖阻斷國軍退路。別動軍第五支隊和二、三支隊各一部，固守上海南市區，除掩護國軍撤退外，並堅守三日，協助南市居民約十萬人進入租界。任務完成後，各支隊化明為暗，潛伏京滬杭地區，建立游擊基地，繼續對敵作戰。

時任浙江省主席黃紹竑決定棄守杭州市，預定於11月24日放火焚市，焦土抗日，命令並己下達。由於事關杭州八十萬居民生命財產安全，且無助於抗敵。戴笠聞知急電請求蔣委員長下令禁止焚城，杭州市民始得倖免逃過浩劫。

1940年3月，蔣委員長指示軍統局在國軍各戰區成立「便衣混城隊」，滲透敵占城市或陣地，從事造謠、縱火和擾敵等任務。軍統局立即從各戰區挑選敢死志士，共6600餘人，進行編訓，分派九個戰區，協助戰區進行滲透敵軍及敵後城鄉之秘密行動。

1941年12月，日軍攻占香港，英國協商與我情報合作抗日，軍統局奉准將各地「便衣混城隊」改編為「別動軍」，編成七個縱隊，與英軍合作，擴大對敵後之滲透和游擊作戰，以牽制日軍南向侵略東南亞之行動。次年，因星、馬相繼淪陷，和英軍缺乏誠意，中英合作遂告結束。

1943年，中美合作所成立後，「別動軍」撥交「中美所」指揮，在抗戰後期，牽制日軍，協助國軍作戰，貢獻極大。

3.收編流散敵後國軍，成立「忠義救國軍」，對敵游擊作戰

「淞滬會戰」結束後，1938年3月，軍統局奉命收容流散於浦東、京滬、滬杭地區之國軍部隊和散兵，共一萬餘人，成立「忠義救國軍」游擊部隊，展開敵後游擊作戰。

「忠救軍」活躍於敵後，不斷打擊日軍，被日軍視為芒刺，又常遭共軍(新四軍)偷襲，而陷於兩面作戰。「忠救軍」曾與日、共軍爆發無數次激烈戰鬥，雖予兩敵重挫，本身受創亦不小。

「忠救軍」敵後作戰雖艱苦，但與民眾打成一片，兵源能隨時獲得補充，兵力發展最多時，達到十餘萬人，又因活動於城郊和山區，使日軍疲於奔命，顧此失彼，甚至畏懼下鄉。

「77事變」後，在日軍進犯平津之初，軍統局在河北號召愛國志士和地方武力，組建冀東「灤榆游擊隊」，兵力二千餘人，協助國軍作戰，牽制打擊日軍，頗有成效。「忠義救國軍」成立後，編為忠救軍「北方支隊」，活動範圍擴大到山東北部，並納入國軍戰鬥序列，番號「冀察游擊第三支隊」。

4.天津學生成立「抗日殺奸團」，制裁漢奸多人

抗戰前，軍統局已在天津秘密組織愛國學生成立「天津青年救亡聯合會」，宣傳抗日救國。抗戰爆發後，改組為「抗日殺奸團」(抗團)，發行刊物，鼓吹抗日，破壞敵偽倉儲，制裁漢奸。

天津淪陷後，日寇在華北大肆搜刮戰略物資，儲存在天津偽市府軍用棧房、日商三井商行，和特區棉花棧房內，待運回日。「抗團」於1939年4月，連續三日，以爆破和縱火方式，澈底破壞和盡焚敵掠奪之物資，大大振奮華北地區國人抗日信心。

原天津市商會會長王竹林，在天津淪陷後，投靠日人，加入偽天津市地方治安維持會，兼任天津物資對策委員會委員長，甘為漢奸，欺壓商民，破壞國幣(法幣)信用，並成立偽組織反國府，罪大惡極，不可寬赦。「抗團」於1938年12月27日擊斃王逆於法租界街頭，以儆效尤，人心稱快。

政府撤離華北後，仍有鉅額白銀和銀元存放在天津英租界之國府交通銀行，故在華北淪陷區，政府發行之「法幣」，幣值穩定，仍然通用。華北偽政權準備銀行總經理漢奸程錫庚，為討好日寇，以準備銀行名義發行偽券，強制人民使用，圖取代法幣，並為竊取國庫資金，慫恿日寇與英租界交涉，企圖強逼交銀交出全部白銀和銀元，以破壞政府在華北金融秩序，如不制止，後果堪慮。

「抗團」於是利用程逆愛看電影弱點，於1939年4月9日晚間，將正在看電影的程逆，擊斃於戲院內，達成為國除奸，為民除害的任務。

1940、41年，「抗團」又分別在北平和上海成立分團。北平分團曾制裁偽建設總署總務局長漢奸俞大純等多人；上海分團曾在日本租界內，發動多次炸傷敵偽人員之爆破行動，獲得豐碩成果。

(四).協助並配合國軍抗戰

1.對空監視情報網，助空軍814大捷

1935年，軍統局應中央航空學校要求，開辦「防空情報訓練班」，並成立「中央航校防空總台」，在杭州灣外島嶼多處建立防空監視分台，以拱衛南京和杭州空軍基地。次年改組為「航空委員會情報總台」，並在東南沿海各要地增建防空監視分台。

1937年8月13日，「淞滬會戰」爆發。次(14)日，日軍「木更津航空隊」18架轟炸機自台北松山機場起飛，沿閩浙海面北飛，向杭州侵襲，被溫州、花鳥山之防空監視分台發現，迅速通報空軍。

杭州筧橋空軍第四大隊，得機先之利，由大隊長高志航率隊搶先升空攔截，大獲全勝，共擊落敵機六架，擊傷七架，一舉將日本著名的「木更津航空隊」擊潰，打破日本空軍不敗的神話。8月15日，日機16架襲南京，我空軍仍因防空監視成功，及時獲得情報，再擊落敵機六架，傷一架。1939年，政府明訂8月14日為「空軍節」。

1938年武漢失守後，日機一再自漢口起飛，狂轟猛炸重慶。軍統局為掌握機先，在漢口日軍機場附近，布建情報組織，配置秘密電台，監視敵機動態；局本部也成功破解日機與塔台間的密語通訊，因此能夠正確掌握日機空襲情報，提供空軍防空單位施放警報，和戰機及時起飛，迎頭痛擊，敵機屢次受到重創；重慶軍民也因能及時避入防空洞，傷亡降至最低。

因我重慶防空情報準確，港英殖民政府請我政府協助建立防空情報系統，軍統局乃派幹員赴香港成立「第八中隊」，負責監控廣州、海南島等淪陷區之敵軍空軍動態，分送我空軍和港英政府運用，港督曾致電蔣委員長感謝。

1941年12月8日，日軍突擊珍珠港美軍太平洋艦隊後一小時，即進攻香港。晨五時，「第八中隊」首先發現廣州機場日機起飛，直奔香港，立即通知港英政府施放空襲警報，英機也及時升空迎戰。香港淪陷後，「第八中隊」撤往廣西桂林。

1942年，「航空委員會情報總台」改組為「空軍監察總隊」，分在重慶、成都、西安、洛陽、昆明、印度、桂林等七地，成立工作隊，執行全國防空監視任務，蒐集敵機動態情報，提供我空軍和美軍第14航空飛虎隊運用。

2.武漢會戰

1937年12月，日軍攻陷南京，政府西遷至重慶，準備持久抗戰。軍統局根據情報判斷，日軍將分四路攻擊武漢，北路將在河南信陽截斷平漢鐵路；南路自江西九江沿南潯鐵路攻南昌，截斷粵漢鐵路；中間兩路沿長江南北岸直攻武漢，故以信陽、九江、湖南岳陽、湖北沙市，和安徽安慶為重心，蒐集日軍行動，提供武漢守軍戰備準備。國軍南昌空軍轟炸機隊依據軍統局蒐報的日軍軍備運輸動態情報，轟炸敵軍船隻，重創敵之運補，遲滯日軍進攻武漢之行動。

1938年6月，中日「武漢會戰」爆發。軍統局配合國軍作戰，指令京滬地區行動組織，與忠義救國軍聯合編組，分別於「七七」和「八一三」周年當日，攻擊日軍和軍事倉儲，焚毀敵之軍火糧秣；襲擊上海虹口機場，炸毀敵機；破壞鐵公路，炸斷橋樑，和切斷電話和輸電線等，使日軍蒙受重大損失，達到牽制日軍，增援前線作戰之目的。

「武漢會戰」橫跨鄂、贛、豫、浙、皖五省，是抗戰初期規模最大之中日戰役，日軍歷時四個半月，才慘勝佔領武漢。此役也因重創日軍，再也無力發動大型作戰，國軍也由戰略防禦轉為戰略相持。

「武漢會戰」結束前，軍統局奉令執行「反資敵大破壞」任務。10月25日國軍全部撤離武漢後，軍統行動人員立即對武漢三鎮與軍事有關的設施、廠礦、物資目標，進行澈底破壞，完全達成任務。

3.第一次長沙會戰

1939年8月，軍統局發現日軍在湘北、鄂南、贛北集結兵力約十萬人，並在湘北加強部署等情報，研判日軍主力將由鄂南南下，進攻長沙；贛北日軍將攻湘東，以牽制國軍。當即將情報提供第九戰區司令部，預先在長沙外圍丘陵地區設置埋伏。

九月中旬，日軍自岳陽南下，發起攻勢。國軍短暫抵抗後往南撤退，誘引日軍深入袋型陣地陷阱。國軍即從東西兩翼包圍日軍，切斷敵軍補給線。十月初，國軍發起反攻，逐步收復失地。日軍擔心有覆滅風險，全面撤退。10月8日，雙方恢復原有的態勢。

長沙是中國對日抗戰之後，第一個未失陷的主要城市，成功阻止日軍與入侵廣東的日軍會師，阻止了日軍更大的侵華行動。

4.破壞敵「虎號作戰計劃」，遲滯日軍行動達三個月之久

1943年11月，中美空軍奇襲新竹日軍空軍基地，炸毀日機63架。日本擔心中美空軍空襲其本土，並切斷日軍西太平洋的海空交通線，因此決定打通在中國大陸的陸上交通線，並奪取國軍機場，摧毀中美空軍，於是策定「虎號作戰計劃」，預定1944年1月發動平漢和粵漢鐵路戰爭，打通陸路交通線。

軍統局蒐獲此一情報後，即計劃對黃河北岸的焦作煤礦，和橫跨黃河的新鐵路大橋進行破壞，以阻撓遲滯日軍的軍事行動。

焦作煤礦係供應平漢鐵路火車燃料主要來源，自河北淪陷後，已被日軍佔領，且戒備森嚴。軍統局決定以威力破壞方式強制爆破。1944年1月12日，軍統局別動軍和鐵路破壞隊以在友軍支援下，藉黑夜和風雪之掩護，強攻礦場，斃敵二百餘人，炸毀煤礦。礦場生產陷於停頓，鐵道交通隨之受阻。

新鐵路大橋為平漢鐵路連接黃河南北岸唯一的通道，日軍築有防禦碉堡，派駐重兵防守。1月21日午夜，別動軍突擊守橋日軍，占領橋樑，掩護鐵路破壞隊進行強制破壞，炸毀全橋。同時也對附近的另一座木橋予以破壞，澈底切斷日軍黃河南北交通線。

平漢鐵路交通被我截斷後，日軍調集部隊，全力搶修，至三月下旬才修復，始得渡黃河，往南運兵，遲至4月18日才能發動攻勢，爆發中日「豫湘桂會戰」，日軍行動被遲滯達三個月之久。

5.長衡之戰

1944年5月，軍統局情報顯示，日軍將發動湘桂作戰，進攻長沙衡陽。於是將情報提供戰區長官薛岳，薛長官決定固守長沙，吸引敵軍主力，伺機殲敵。但長沙守將無死守之心，於六月中旬，擅自棄守。日軍占領長沙後，即攻向衡陽。

軍統局為配合大軍防守衡陽，指令別動軍兩個縱隊對敵進行游擊作戰，襲擾牽制敵軍，曾奪回失守之株州，並滲透敵軍後方襲擊，切斷日軍鐵路運輸。兩縱隊共與敵作戰187次，傷斃敵三千人，協助守軍遲滯敵軍，頗有貢獻。

敵軍攻勢一再受挫，三次增兵，直到8月8日才占領衡陽，國軍已達到重創敵軍的目的。

衡陽失守，守軍第十軍軍長方先覺被日軍俘虜，囚禁於城郊天主堂。軍統局下令衡陽情報組不借代價，設法營救。衡陽組偵知方先覺因染痢疾，形容枯槁，行動無力，日軍對其監禁較鬆弛。9月 5日夜間，風雨交加，營救人員抓住時機，潛入教堂，找到方先覺，背負脫險，逃返重慶。方先覺因堅守衡陽長達47天，榮獲頒青天白日勳章。

長衡戰役為中國抗戰史中以寡敵眾的最成功亡戰役，作戰時間最長，戰況最為慘烈的城市爭奪戰。中日雙方傷亡最多，而且是日軍傷亡超過國軍的首例，被譽為「東方的莫斯科保衛戰」。

(五).搶運物資

淞滬會戰搶運浦東支援作戰部隊

「淞滬會戰」前，政府已在浦東存放有大批武器彈藥、汽油等軍用物資。1937年8月13日會戰爆發後，日軍有八艘軍艦停泊黃埔江，封鎖航道。軍統局奉命將這些軍品搶運至浦西，支援國軍作戰，為突破敵封鎖線，立即向招商局借來三艘駁船，於16日夜趁黑避開日艦探照燈，駛抵浦東碼頭，裝運軍用物資，同時趁機將碼頭倉庫儲存之日軍武器一併裝船，偷運至滬，及時運補國軍。

2.突破英軍禁令，用計續自滇緬公路搶運物資

政府西遷後，政府為從國外進口戰略物資，支援抗戰，成立「運輸統制局」，以滇緬公路為主要運輸線。1940年上半年，政府為杜絕官商勾結，舞弊營私，指示軍統局在運輸局內設「監察處」(後改稱「水陸交通統一檢查處」)，監管軍用物資運輸，和查禁不法偷運。

四月間，軍統局情報獲知：緬英政府將與日本(時尚未南侵)簽約，阻止國軍軍事運輸。於是立即透過僑商向緬甸海關和路局申領了一千張商用大卡車牌照。

7月16日，緬英與日本簽署封鎖滇緬公路協定，禁止中國「軍用車輛」通行。軍統局連夜將原掛軍用牌照之卡車，全部更換前已申領之商卡牌照，以民營公司名義，將軍品以普通貨品申報通關，順利將戰略物資運回國內，再將牌照拆下，送回緬甸供其他掛軍牌之卡車使用，如此循環行駛，未曾失誤。日軍封鎖我國對外交通，因而未能得逞。

(六).滲透和策反為文偽政權軍政首長

1.滲透接近侵華日軍軍頭蒐集情報

京滬淪陷後，軍統局秘密吸收知名電影明星李麗潛伏上海，藉其知名度和交際手腕，接近日本侵華派遣軍前後兩任總司令畑俊六、岡村寧次；華中派遣軍總司令松井石根，以及汪偽政權的兩任軍事最高顧問柴山兼四郎與矢崎勘十等人蒐集情報(戰後，松井石根因是南京大屠殺元兇，被遠東軍事法庭判處絞刑伏法；畑俊六被判處無期徒刑；柴山兼四郎判刑七年；岡村寧次因率領侵華日軍向國軍投降，軍事法庭以其「息戈就範，率百萬大軍聽命納降」，宣判「無罪」。岡村為報答蔣總統以德報怨之恩，於1950年成立「白團」，來台協訓國軍幹部；矢崎勘十戰後未列為戰犯受審，成漏網之魚)。

李麗蒐集的日軍情報，價值甚高。她曾趁機翻閱松井石根桌上的公文，得知日軍艦艇停泊位置，回報軍統局。國軍因而炸毀長江日艦14艘，傷亡日軍千餘人。1942年，曾營救被日軍逮捕之抗日志士14人。

2.策反周佛海，戰後鞏固京滬安全，協助政府順利接收

周佛海原任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部長，但反對抗戰，主張與日妥協。1938年底，追隨汪精衛投降日本。1940年，汪偽政權成立。周出任偽行政院副院長，兼財政、警政兩部長、中央儲備銀行總裁、上海市長等多個職務。

汪偽政權成立後不久，周佛海已有反正之心，他在日記中承認自己「對日本之觀察甚為錯誤，今事實表現足以證明抗戰派理論正確。」

1942年軍統局長戴笠請周母寫信周佛海，周母說：「忠奸不兩立，生死莫相違；知否渝中母，倚閭望子歸」。信由軍統局間諜秘密送到上海周之官邸。

周佛海打聽到軍統局間諜程克祥、彭盛木二人被捕後在獄中，忠貞不屈，堅不招供，認為可以信任。於是透過內弟楊惺華及上海幫會力量營救出獄。楊告訴二人：周願為中央效命，擔任內應。

次(1943)年3月，周佛海親撰一函致戴笠，表示「悔悟前非，願立功贖罪，聽候驅策」。交程、彭二人密攜赴重慶。蔣委員長見信後，同意接受周之反正。

軍統局於是再派程、彭二人，攜帶電台潛返上海。由周佛海掩護成立軍統局「京滬區」間諜網，大量提供汪偽、日本和偽滿之各類內線情報。

1944年，周安排軍統局一位軍事間諜擔任汪偽軍委會作戰科長，並連鎖策反成功偽軍第二方面軍總司令孫良誠、偽軍政部長鮑文越。

抗戰勝利在望後，中央令周佛海嚴防共軍進入京滬，和阻止共軍靠近滬寧鐵路線。周即擴大和加強稅警團之武裝力量。中共曾試圖策反周佛海，但被周堅決拒絕。

日本投降後，軍統局派周佛海為上海行動總指揮，負責維持地方治安，防制奸共，穩定金融，卓具成效。國府接收人員抵滬後，周佛海即將偽稅警團、上海市保安部、偽軍12個團等部隊，全部交由中央接管；將偽儲備銀行之黃金50餘萬兩、白銀764萬兩、銀幣33萬元、美金550萬元、日幣923萬圓、日本公債20億圓，以及股票、不動產等，皆交由我財政當局接收。

周佛海雖維持京滬治安，穩定金融，貢獻極大。但在輿論強烈抨擊其為漢奸壓力下，政府只得以「彼當漢奸為人共知；為政府工作則為秘密。故必經法律程序，明判功罪，始可昭信天下」。故依法先予逮捕，交國法審判。

但戴笠不幸於1946年3月因空難殉職，周佛海在10月南京開庭審判時，當庭痛哭說：「如果戴笠不死，可以替我作證」。次月，周被高等法院判處死刑，1947年，獲得蔣總統特赦，減為無期徒刑。

3.其他策反成功之偽軍成果

迄1944年底止，軍統局策反成功，待機起義反正之偽軍已達73起，官兵56萬餘人。其中兵力在五千人以上，頗具實力之偽軍有：

江蘇：揚州孫良誠、徐州郝鵬舉、淮陰潘乾丞、南京任援道、劉啓雄等部。

廣東：市橋李輔群、新塘黃克明等部。

安徽：合肥吳道南、繁昌張昌德、蚌埠吳化文等部。

湖北：漢陽鄒平凡部。

山東：濰縣厲文禮、臨淄王硯田、平掖王鐵相、濟臨劉緒安、劉日建、荏平李岐山等部。

河南：許昌李雨霖、彰德李英、濟源顧海清、舞陽關震亞、商邱張嵐峰、開封龐炳勛、新鄉孫殿英、滑縣黃三祝等部。

河北：邯鄲高德霖、北平門致中、永年楊法賢等部。

山西：汾陽趙端、上黨趙淮藩等部。

塞外：萬全趙玉崑、熱河豐寧、綏西陳秉義、歸綏德王、李守信等部。

(七).中美合作所是美軍大平洋戰爭逆轉勝的最大因素

1941年12月初，軍統局成功破譯日軍企圖偷襲美軍夏威夷珍珠港密電之重大情報，奉准即刻訓令駐美情報站站長蕭勃透過國軍駐美武官轉知美軍。但美軍不認為中國有破譯日軍機密電報能力，並誣指是「中國企圖挑撥美日關係的伎倆」(時美日外交關係良好)。因而擱置不理，終於在12月8日招致日軍偷襲珍珠港成功，美軍太平洋艦隊遭到滅頂之災。

珍珠港事件後，證實了軍統局具有強大偵搜，和破譯敵軍電報能力，美國海軍部終於對軍統局刮目相看，派遣梅樂斯中校(因在華情報績效卓著，後晉升為海軍中將)來華聯繫軍統局，協商合作，雙方達成協議，共同成立「中美特種技術合作所」(簡稱「中美所」)，由戴笠任主任，梅樂斯為副主任，在中國各地和淪陷區設置無線電偵搜站，加強破譯日軍電報，並滲透淪陷區從事敵後游擊、爆破、佈雷等軍事行動，曾重創敵、偽軍。

中美所之事實上成了美軍在西太平洋與日軍作戰最重要的情來源，「中美所和第十四航空隊(註：即陳納德將軍的飛虎隊)的聯合電訊偵譯和海洋偵察，對美海軍與敵海軍在西太平洋的決戰，有極大貢獻」。

據美國海軍部1945年8月12日發布的新聞和1946年發布之《關於中美合作所抗日經過》稱：

中美合作所在雙方的精誠合作下，實為盟軍最嚴密的組織，始終融洽無間的惟一機構。中美所廣泛蒐集的中國沿海、西太平洋自日本直至菲律賓島嶼之氣象潮汐資訊，以及日本海空軍動態情報，是協助美國太平洋艦隊和中國沿海的美國潛艇攻擊敵海軍和所佔領島嶼的唯一情報來源，最後直搗日本本土，貢獻極大。美航空母艦完全仰賴中美所的氣象情報，才能空襲日本本土(梅樂斯亦稱：「如無中美所的氣象情報，美海軍在太平洋將無法活動」）；中美所在中國沿海的偵察探查日本船隻行動確實，美潛艇根據此情報，適時出擊，將敵船擊沉；中美所沿海偵察和佈雷最成功，是迫使敵軍航運線遠離海岸，駛入深水區，成為美潛艇攻擊目標。中國的游擊隊與美方軍人密切合作，對敵軍突擊，平均每月斃傷日軍約兩千人，破壞鐵道交通和軍儲倉庫，使敵遭受很大的損失；中美所救起被敵擊落或迫降的中美飛行人員、轟炸和航行員、隨軍記者多達77人。中美所協同第14航空隊在中國沿海的航線、敵軍佔領的港灣，和長江內河，從空中佈雷。使敵軍的航運遭受嚴重打擊，運輸常被迫停頓。1944年10月，菲律賓島的雷伊泰海灣的美日海空大決戰前，中美所破譯日本航空艦隊和特遣艦隊，企圖夾擊殲滅美軍登陸船團的情報，使美艦隊得防範，免遭危難(此役美軍徹底殲滅日本海軍最後的力量，日軍自此失去太平洋的制海、制空權，美軍決定直攻日本本土）。

另據前美國國會圖書館亞洲部館藏之「中美同盟抗日」軍事作戰資料中，顯示軍統局曾與美國海軍部譯電專家共同研究破解日軍密電碼，頗具成效。1942年初，軍統局游擊隊突襲日軍佔領之香港啓德機場，擄獲日本海軍密碼本，進而掌握了日軍密本編碼秘密。

1942年6月美日中途島海戰前，軍統局破譯了日軍作戰計劃，美國海軍因而取得大勝，成為美軍在太平洋戰爭的轉捩點，扭轉了雙方戰略態勢，日本海軍自此失去了戰略主導權，並逐漸走下坡。

1943年4月，軍統局再破譯日本海軍聯合艦隊總司令山本五十六前往索羅門群島詳細行程的電文，美國艦隊空軍於4月18日早上，攔截並擊落山本的座機。山本之死對日本軍隊士氣和指揮能力造成了沉重打擊。

故美軍自珍珠港事件和菲律賓退卻後，開始在西太平洋反攻，能夠取得重大勝利，中美所的情報，是美軍致勝的關鍵。

(八).抗戰勝利後肅奸工作

抗戰勝利後，軍統局奉命成立「肅清漢奸案件處理委員會」，並在全國各地設立「肅奸分會」，執行逮捕漢奸任務。

汪精衛死後，陳公博接任偽主席。日降後，國軍尚抵南京前，陳逆暨與偽府高階漢奸多人，逃匿日本，並密電國內黨羽處理其等財務。此電報為軍統局截獲破譯，呈報政府，責令日本當局將陳逆等漢奸多人逮捕押解回國，歸案法辦。

軍統局總計在全國逮捕之漢奸共4692名，其中移送司法機關4291名，移送軍法機關334名，移送航委會24名，在押期間病故，經法院檢驗確定者43名。

四、結語

孫子兵法用間篇說：「惟明君賢將能以上智者為間者，必成大功」。

蔣委員長自1932年決心抗戰，積極備戰起，即重用戴笠將軍，先成立「特務處」，再擴編為「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負責敵前敵後所有各種情報作戰任務。

在戴將軍卓越領導下，軍統局同志團結一致，上下一心，為對抗日本侵華戰爭，甘願犧牲，不顧生死，冒險犯難，全力達成任務。故能在短短十四年間，遏止消弭軍閥、漢奸等意圖破壞抗戰準備的陰謀，和贏得八年抗戰最後的勝利，作出了巨大的貢獻。尤其是「中美合作所」，與美國海軍情報合作的工作成果，更是美軍在西太平洋對日作戰，轉敗為勝的主要關鍵因素。

1946年3月17日，戴笠將軍空難殉職後，蔣委員長十分痛心，特頒輓聯：「雄才冠群英，山河澄清仗汝績；奇禍從天降，風雲變幻痛予心」，公祭時說：「唯君之死，不可補償」。肯定了戴將軍和軍統局在抗戰時期，對國家的貢獻，和付出的犧牲。

今(2025)年，欣逢慶祝抗戰勝利八十周年紀念，緬懷戴故將軍，和抗戰期間在情報戰線為國犧牲的先烈們，特撰此文，以彰顯先烈先輩們的豐功偉績，致上後輩者最誠摯的敬意。

*與談人高昆生評析

一、前言

(一) 本人於民國六十一年考入國防部情報局文職班，服務本局近三十年，在此期間除了受訓時對本局歷史之了解外，並多方面閱讀軍統局之史料文獻，且經常聆聽各級長官及資深同志之口述歷史，獲益良多，今年適逢對日抗戰八十週年，中華戰略學會舉辦學術座談，其專題為「情報作為對抗戰勝利貢獻」，主講人為本人之老長官軍情局前副局長翁衍慶中將，翁先生參與本局情報工作數十年，情報經驗與理論均為本局同仁效法之楷模，翁先生年輕時即深入滇緬邊區參加情報部隊且出生入死經歷多次戰役，爾後並派駐海外任站組之主官，及局本部情報研整之主官，對於組織佈建，情報蒐集、研整、分析等經驗豐富，功積彪炳，忠義同志會指派本人為與談人，向翁先生學習，與有榮焉。

(二) 為了配合研討抗日情報作為，謹將有關本局成立之歷史發展脈絡概略敘述如下以供參考：

最初前身為軍事委員會特務處（於民國21年4月1日成立），處長為戴笠將軍。民國24年特務處兼併南昌行營調查課，27年8月升格為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簡稱軍統局，仍由戴笠將軍任局長。民國35年改組為國防部保密局。民國44年改組為國防部情報局。民國74年和國防部特情室合併為國防部軍事情報局。

二、情報作為對抗戰勝利之貢獻

(一) 研討對日抗戰之情報作為，首先要暸解我們情報工作創始人戴先生的風範及領導風格：

服從領袖：

「信仰領袖，效忠領袖，服從領袖」（領袖係當時軍事委員會之委員長蔣中正先生）是戴先生拳拳服膺的鐵則，並指示「秉承領袖意旨，體念領袖苦心」，「對領袖的意旨「宗旨不變，作法可以變，「貫澈領袖主張，達成領袖意圖，要始終如一，至死不變」。

對工作紀律之要求：

(1) 「自覺、自動、自發、自強能，才能達成任務要求」。

(2) 能夠做到迅速及確實的情報才是好情報。

(3) 對於情報人員為國犧牲者，撫恤從優，並照顧其遺族。

(4) 「只有三民主義才能救中國，服膺三民主義者就是我們的朋友，反對三民主義者就是我們的敵人」，

「特種工作人員，要以恢復忠孝仁愛信義和平的固有道德，復興中華民族，建設三民主義的新中國為職志」。

(5) 「我們的工作是同志的汗、血、淚所寫的」、「創造光榮歷史，做無名英雄，發揚清白家風」。

(6) 「任勞任怨，苦幹苦守」，「同志如手足，團體即家庭」。

(7) 尊重國家法治與民主法制精神」。 (二)情報人員之吸收及訓練：

為了大量吸收熱情有為及具學識專長之青年，26年9月成立軍事委員會特訓班，27年3月復顧及戰時情報人員在戰後轉任警察工作，改名稱為「中央警校特種警察訓練班」。為因應軍中諜報工作，於28年成立參訓班，畢業後學生分發至各軍種，任情報參謀。培養游擊爆破人材，設立技術人員訓練班。

與美方合作成立「中美合作所」：

(1) 珍珠港事變後，美國海軍研討為了能夠迅速接派些觀察員到中國，和中國人合作蒐集，一定能事半功倍，遂有美國海軍上校梅樂斯來華之行。

(2) 梅樂斯來華最迫切之任務為氣象、破譯和佈雷，並要求和 戴先生至東南沿海一帶觀察，梅樂斯想就某一地區提出情報性問題時， 戴先生均能毫不猶豫的以其所知加以精闢分析，啓予滿意的答覆，梅樂斯對戴先生個人的魄力和軍統局的組織力量，更加深切敬仰，增進了今後合作之信心並考慮到今後更遠大的計畫，於是在32年4月在華盛頓簽訂「中美特種技術合作協定」，同年7月1日「中美特種技術合作所」在重慶正式成立， 戴先生為主任，梅樂斯為副主任。

(3) 中美合作所之任務為

①蒐集交換軍事情報與氣象情報，以支援美國太平洋作戰，壓制敵軍。

②策應美軍在我國東南沿海登陸，反攻敵軍。

③展開對敵破壞及心戰工作，擾亂並牽制敵人，強化我軍態勢。

④作育人才，培植新生力量。

(4) 訓練特種技術人員：

①以美方器材及技術配合我方人力，為求技術精進及器材使用均有賴於深入之訓練，遂成立「氣象班」、「無線電通訊班」、「祕密行動人員班」、「外語班」、「運輸保管人員班」及「醫務人員班」。

②訓練裝備游擊部隊：將忠義救國軍所屬部隊改為 4個縱隊，5個行動總隊，訓期2至4個月，受訓美式新武器及軍事技術。

③訓練特種警察（現代刑警人員）525人。

④加強情報報佈署，活躍南洋地區，包括越南、緬甸、星洲、菲律賓等地，密派工作人員，組織並聯絡僑胞，預作情報工作佈署，在南洋方面的組織佈建，對整個戰局有很大的貢獻。

(三) 各種情報機構及組織之運用及成效：

策反冀東防共自治偽政府，運用妻誼關係及民族大義，對其成員策反及蒐情。協助並指導中央航空學校發展航空情報：

(1) 鑑於軍統局的電訊工作有良好之規模和新穎技術，民國24年中央航空學校商請 戴先生規劃建立防空情報電台，訓練防空情報及航空氣象暨防空監視等新知識，並建立中央航校防空總台，對於航空情報得先制之利。

(2) 民國26年8月14日，日軍不知我方已在防空情報上有嚴密的部署，18架轟炸機在沒有驅逐機的掩護下，旁若無人的由台灣沿海飛向杭州筧橋機場，但被我方設在溫州和花鳥山的防空偵查台發現蹤跡，急電杭州戒備，我空軍即由高志航率隊昇空迎戰，一舉擊落敵機26架，傷7架，15日敵軍又來襲，再擊落 6架，傷1架，造成我空軍有史以來第一次大捷，對當時屈抑已久的民心士氣，給予莫大之歡欣鼓舞，後來政府將814訂為空軍節，以為紀念。

發動民眾抗敵，創組忠義救國軍及懲治漢奸：

(1) 江南方面：發動地方人力及物力，有組織的協助抗戰， 戴先生和上海的官紳及工商各界人士聯絡，得到各方面讚助，呈准軍委會，成立「蘇浙行動委員會」為計畫督導單位，「別動隊」為行動單位，担任對敵突擊破壞工作。

(2) 華北方面：下令天津站長號召發動愛國志士和民間武力組成便衣隊，襲擊敵人後方，並改編為灤榆游擊司令部，經數月流轉襲擊，拆毀車站路軌，傾覆敵軍車，攻擊偽滿「清安軍」等頗有成效。

(3) 誘捕抗命不戰而退之山東省主席韓復榘，蔣委員長下令革除韓之本兼各職，並交軍法審判，處以極刑。

(4) 嚴懲王克敏：王某為北平偽政權之負責人，搜刮民財為敵所用，戴先生派天津站王文等5人攔阻其座車，並擊中王某，其受重傷。

(5) 瓦解「皇協軍」：所謂「皇協軍」係由華人組成之軍隊，但效忠日本帝國者之稱呼，河北游擊司令吳朝翰突襲擊斃其頭子李福和，並策動反正。

(6) 曾刺殺汪精衛未果。

開創戰地政務，組織華北督導團：

(1) 在武漢成立，由天主教雷鳴遠神父為團主任，下轄 4個處及6個工作隊，於重慶組織歌詠隊及劇團在各公共埸所發表抗戰到底之主張，振奮人心。

(2) 以天主教為基幹，代收代發賑濟飽受戰禍災難之民眾。

(3) 開設醫院及醫療隊、交通站。

(4) 舉辦「村長及村佐訓練班」、「婦女訓練班」及

「成人識字班」且出啓「華北督導月利」。

擴建游擊部隊：在各戰區普遍組成便衣隊（又名奮勇隊）加強淪陷區之情報工作，配合國軍反攻。加強軍民合作，深入太行山區：設司令部於太行山，策聯河南、河北及山西三省的民間武力，組成游擊隊，襲擊敵後據點30多處，擊斃敵軍111人。統籌調度，加強電訊偵譯情報，偵抄敵人電訊，破譯其密碼，產生情報。充裕物質從事經濟作戰：32年成立「貨運管理局」，由戴先生兼任局長，主要工作為：

(1) 管制淪陷區貨物之輸出入，用以增加後方必需物資之供應。

(2) 發動並獎助商民搶購並搶運物資，用以配合並推行政府决策。

(3) 自設業務及運輸機構，辦理商民無力經營的搶購及搶運工作。

(4) 破壞敵方之金融及經濟。

協助美軍作戰：

(1) 美軍反攻菲律賓時，軍統局設在當地之情報電台每日將日軍艦隊活動及双方交戰情况詳情轉知美軍。

(2) 美軍琉球海空殲滅戰10±1由軍統局佈置於厦門、福州及台灣一帶之情報人員所偵悉之日軍艦隊基地轉知美軍應戰。

情報蒐集及敵後行動破壞之成果：

(1) 自26年7月抗戰開始，迄34年8月勝利為止，軍啓局共蒐集情報102萬1千8百63件。

(2) 敵後行動破壞：對日軍進行破壞2千2百19次，穾擊 595次，擊斃日偽人員1萬8千4百44人，傷5千5百10人，俘虜562人。摧毀日軍機動車492輛，車廂1千6百27節。

三、結語

對日抗戰勝利已屆八十週年，當年日寇野心勃勃的計畫掠奪中國資源，強佔中華國土，以實現其所謂東亞共榮圈的夢想，所以發動侵華戰爭及侵佔東亞各國，造成遍地烽火，生靈塗炭，人民顛沛流離，幸賴先總統蔣公睿智及大無畏的領導，軍民一心，拋頭顱灑熱血的為國犧牲奮戰，終於戰勝日寇，收復失土，重整家園！在抗日戰爭期間，除了三軍部隊在戰場上的正規作戰外，情報作戰亦在戴先生領導下，轟轟烈烈的展開，戴先生對於情報人員的訓練、素養、操守、工作態度的要求及情報組織的佈署、情報戰略及戰術的指導，諄諄教誨，居功厥偉！

所謂他山之石可以攻錯，過往歷史不但不能忘懷，且要記取教訓，作為殷鑑！審視現今台獨氣焰高漲，挑動和平共處數十年之兩岸關係，且否認中華民國及中華文化，有鑑於此，吾人應堅決維護中華民國道統及儒家傳統文化，方不負犧牲奮鬥且捨身取義之先烈先賢！

以上報告大致上可窺知抗戰情報工作之繁瑣及任務之繁重，對國家之安全及國軍之發展功不可沒，但這些年來坊間有些書啓雜誌對抗戰之情報工作不但未依史實書寫，且誣衊歪曲，捕風捉影，吾人應適時導正駁斥並宣揚抗戰時情報工作之艱險與功績，以正史實！

中華民國忠義同志會理事長徐炳強。(王長河攝)(補註)

徐炳強–軍統局與抗戰:緬懷先烈 恢宏民族榮光

今年是抗日戰爭勝利暨台灣光復八十週年紀念，這段用血汗淚鑄造的史實，並未隨時光流逝而被淡忘湮滅，尤其盱衡現階段國際情勢和兩岸互動關係發展變化，當借鑑歷史經驗教訓，體認民族團結、和平正義、奮發圖強的重要性。

抗戰濫觴於日本軍國主義侵略本質，在日本佔領東北建立滿州國傀儡政權後，繼續對我國民政府步步進逼，同胞不斷受到迫害欺凌，激起各地民眾抗日呼聲，轉折間並發生「西安事變」……。直至民國26年7月7日廬溝橋事件，日本意圖全面進犯，濫殺無辜，導致全國民眾同仇敵愾，7月17日蔣委員長發表廬山宣言，聲稱「犧牲已到最後關頭」，在「國家至上、民族至上、意志集中、力量集中」號召下，「地無分東南西北，人無分男女老幼」，凝聚抗日禦侮長城。從民國26年7月 7日至34年9月3日的八年期間，中國公私財產直接損失達313億美元，間接損失達204億美元，軍費損失41億美元（以34年 7月美元價值計算）；軍隊傷亡864萬餘人，平民傷亡913萬餘人，東北、中共佔領區和台灣的各項損失尚未計算在內。不過一般相信平民傷亡人數在三千萬以上，財產和經濟損失更難以估計。「以上請參閱考試院前院長關中「中國命運關鍵10年」書（天下文化2010年7月7日出版）中引用戰後行政院賠償委員會按照盟軍遠東委員會規定格式調查的統計資料。」

亙抗戰全程，期間於民國26年9月22日毛澤東發表「共赴國難宣言」，是以中央政府軍事委員會將陝北紅軍編為第八路軍，後改編為第18集團軍，江南共軍編為新四軍，國共聯合全面展開抗日，國軍主要負責正規作戰，共軍主要從事敵後游擊作戰，牽制日軍兵力。除上述外，在戰火紛飛年代，情報工作適時支援軍事作戰亦是抗戰中重要部分，當時由戴笠所領導的情報工作，面對日軍強大威脅，時時都在以生命為代價執行任務，歸納抗戰時期戴笠領導軍統局情報工作，犖犖大者有：

(一) 軍情戰報：主要項目為戰時日方情報，包含日僑活動、日軍調防及行動；我方情報，如各戰區交通線的維持；對滿洲國情報佈建；戰況報告和情勢分析；防範滲透及洩密等，涉外事務針對東南亞政局，並在中國大後方關係緊密地區國家協調建立工作站。

(二) 經濟作戰：諸如物資搶購，包括汽油、電訊器材、汽車與零件，炸藥武器藥品等軍需，後需預估戰況，協調各方突破重圍，將購得物資迅速確實送至指定地點。此外，要確實掌握戰時金融資訊，做好物價及國內市場調查。

(三) 成立中美合作所：民國三十年太平洋戰爭爆發，美國為蒐集日軍動態及氣象資料，與軍統局洽商中美合作事宜，中方負責提供情報氣象等資訊，美方負責人員訓練、資料蒐集與分析。

(四) 忠義救國軍：係以戴笠所倡「忠義救國」精神為核心價值，屬於抗戰期間的一支游擊部隊，主要任務是出沒江南敵後，游擊牽制敵人；另在各戰區成立便衣混城隊，後改編為別動隊，目的在擴大對日游擊作戰。民國三十二年七月一日中美合作所正式成立，這兩支部隊接受美國的訓練與裝備提供。

總觀抗戰勝利，緣由中華民族氣節，同胞存「國家興亡，匹夫有責」之義。亂世行春秋事固有其背景，但時代在變，環境在變，和平發展、民主自由人權成為普世價值，未來如何秉持中華民國憲法，揮弘民族志節，完成國家統一大業，在緬懷先烈之際，不正是當前應嚴謹思考的議題。

鄭禮國(左)、劉榮傳(中)、陳偉寬(右)。(王長河攝)雷樹雯負責研討會臉書直播。(王長河攝)此篇文章最開始出處為: 抗戰勝利暨台灣光復80週年研討會 李承禹、喻志攻、翁衍慶論文報告 龔春生、張延廷、高昆生、張鈞凱與談評析


title: 海信在IFA 2025揭幕AI Your Life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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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林2025年9月4日 /美通社/ — 全球消費電子與家電領先品牌海信，將以AI Your Life為主題在IFA 2025呈現全線人工智能創新成果。從沉浸式娛樂、影院級畫質到智能家居生活與氣候智能健康，海信將展示AI如何將每個場景轉化為無縫、個性化且充滿交互感的體驗。

AI Your Vision（AI你的視界）：幀幀鮮活 纖毫畢現

海信將重點展示專為沉浸式家庭娛樂打造的尖端顯示技術。116英寸RGB-MiniLED電視UX系列將呈現深邃黑色、鮮活色彩以及高達8000尼特的峰值亮度，成為觀影或遊戲聚會的理想選擇，每一處細節都纖毫畢現。作為RGB-MiniLED技術開創者，海信將展示紅綠藍三色Mini-LED精準控光如何實現逼真畫質。配合MicroLED創新技術、AI電視與AI音效解決方案，客廳可秒變遊戲戰場、電競場館或數字藝術空間，讓用戶共享精彩時刻。

AI Your Cinema（AI你的影院）：大屏無界 影院入家

為滿足家庭影院需求，海信推出TriChroma激光影院L9Q，支持IMAX Enhanced模式並實現200英寸巨幕投射，即使明亮空間依然表現卓越。C2 Ultra激光迷你投影儀更具備300英寸投射能力與超低延遲，只需一面白牆即可打造遊戲競技場或周末影院。憑借激光技術的清晰度與便攜性，任何空間皆可成為娛樂舞台。

AI Your Home（AI你的家居）：智慧生活 舉重若輕

海信將AI融入日常家電，實現設計與智能的融合。PureFlat智能系列冰箱配備21英寸交互屏，化身廚房中樞：通過廚房AI規劃菜譜，借由VIDAA系統直播賽事，或分享AI生成的藝術作品。全新ConnectLife AI平台將驅動AI烹飪助手與AI洗衣助手，幫助家庭優化能耗、簡化家務，讓生活更互聯、高效且富有創意。從烹飪靈感到無憂洗衣，日常安排將被重新定義。

AI Your Air（AI你的空氣）：懂你所需 舒適隨行

榮獲紅點設計概念獎的U8 S Pro空調將智能與舒適完美結合。搭載HI-SENSOR體感追蹤技術、支持18項指令的AI語音助手以及HI-NANO離子空氣淨化系統，可全天候適應用戶需求。點陣顯示屏增添個性化交互，Coanda氣流技術與90°導風板旋轉確保均勻無風感送風。除家庭場景外，海信的技術將延伸至智能建築、能源管理與車載空調系統，助力打造更安全、智能、可持續的出行方案。

在IFA 2025，海信不僅將展示突破性創新，更將分享其對AI如何理解、預測並響應人類需求的願景。通過融合RGB-MiniLED與激光顯示技術的領導優勢，以及新一代智能家居與空氣解決方案，海信致力於讓用戶更自由、舒適、自信地生活，助力掌控每時每刻，無論居家還是外出。

關於海信

海信成立於1969年，是全球公認的家電和消費電子行業領導者，業務遍及160多個國家，專注於提供高品質的多媒體產品、家電和智能IT解決方案。根據Omdia數據，海信在100英寸及以上超大屏電視細分市場全球排名第一（2023年至2025年上半年）。作為2025年國際足聯俱樂部世界杯™的首家官方合作伙伴，海信始終通過全球體育合作與全球用戶建立深度聯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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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uspected attack by Yemen’s Houthi rebels yesterday targeted a ship in the Red Sea, officials said, as the militants increase their missile fire targeting Israel.

The attack off the coast of Hodeida, Yemen, follows an Israeli strike last week that killed the militant group’s prime minister along with several officials.

The Houthis have been using cluster munitions in the missile attacks on Israel — which open up with smaller explosives that can be harder to intercept, raising the chances of strikes as Israel prepares for a new ground offensive in its war on Hamas.

People attend a protest against Israel in Sana’a on Wednesday. Photo: EPA

In yesterday’s attack, an “unknown projectile” landed off the side of a vessel as electronic interference was particularly intense, the British military’s UK Maritime Trade Operations center said.

The ship and crew were safe after the apparent assault, it added.

Private maritime security firm Ambrey also acknowledged the apparent attack, as did the firm EOS Risk Group, which added that the Houthis have launched multiple missile attacks targeting Israel in the past few days as well.

“The current tempo reflects a clear escalation, shifting from sporadic launches to multiple daily attempts,” EOS Risk Group head of advisory Martin Kelly said.

Meanwhile, on Wednesday, the United Arab Emirates (UAE) warned that any Israeli move to annex the occupied West Bank would be a “red line,” without specifying its possible impact on the landmark normalization accord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The warning came as Israel pressed ahead with the initial stages of its latest major offensive in Gaza City.

Israeli strikes across the Gaza Strip overnight and into Wednesday killed at least 31 people, according to local hospitals.

The UAE was the driving force behind the 2020 Abraham Accords brokered by US President Donald Trump, in which it and three other Arab countries forged ties with Israel.

Anwar Gargash, a senior UAE diplomat, wrote on X that “annexation is a red line.”

title: Houthis target ship in Red S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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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bor pension reserve funds could shrink by more than 30 percent by 2050 if Taiwan’s four major funds continue to make large investments in high-carbon industries, environmental groups said yesterday, calling for disinvestment and climate-related financial disclosure of the funds.

Environmental Justice Foundation (EJF) climate campaigner Chen Ting-yu (陳庭毓) said that the Labor Pension Fund, Labor Insurance Fund, Public Service Pension Fund and Postal Savings have a collective capital of about NT$15 trillion (US$488.54 billion).

However, they continue to invest in high-carbon industries, such as petrochemicals, amid the net zero transition without sufficiently disclosing their investment portfolios and climate-related risks, she said.

Representatives from environmental groups call for the government’s four major pension funds to disinvest from high-carbon firms in Taipei yesterday. Photo courtesy of the Environmental Justice Foundation

EJF senior campaigner Cecilia Wu (吳毓珮) cited Chunghwa Post Co (中華郵政) as an example, saying it is among the top 10 investors of several domestic high-carbon emitters, such as Formosa Petrochemical Corp, China Steel Corp, Asia Cement Corp and TCC Group Holdings Co.

Postal Savings’ capital totaled more than NT$7 trillion, which consists of money from many people with disadvantaged financial accessibility, but its domestic stock investment in high-carbon industries accounted for 49.6 percent last year, she said, citing Chunghwa Post’s sustainability report from last year.

The EJF has collaborated with the Open Culture Foundation to develop a climate profit-and-loss calculator to help people calculate their projected pension loss by 2050 under the four funds’ current investment strategies.

The calculator computes the fund return based on the estimated financial impact of carbon fees on the funds’ investment targets, without considering inflation, according to the calculator’s Web site (https://divest4future.ejfoundation.org).

Up to 1,667 organizations have committed to withdrawing capital from the petrochemical industry over the past decade, the collective asset size of which is more than US$40 trillion, 350 Taiwan adviser Chang Liang-yi (張良伊) said.

Such disinvestment is expected to increase financing costs for fossil fuel operators and redirect the capital to green energy developments, he said, calling on the four major funds to establish disinvestment timelines and invest in climate solutions for hedging instead.

Solutions for Our Climate Taipei Office director Milan Chen (陳米蘭) said that the Norway Government Pension Fund has been disinvesting from high-carbon industries since 2015, with recent investments focused on renewable energy and low-carbon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s.

The California Public Employees’ Retirement System also pledged to invest more than US$100 billion in green energy and sustainability industries, she said.

Environmental Rights Foundation deputy director Hsu Po-jen (許博任) urged the four funds to initiate investor engagement with their fossil fuel operators to help promote their green transitions, especially as profit margins for high-carbon traditional industries such as petrochemicals, steel and cement have plummeted due to global overcapacity.

title: Main pension funds urged to shift from high-carbon are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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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PONSIBILITIES:  Due to ambiguities in the law, the cross-strait act authorizes the agency where the person worked to investigate, in this case the Legislative Yuan

The Mainland Affairs Council (MAC) yesterday pledged to cooperate should the Legislative Yuan launch an investigation into former deputy legislative speaker Hung Hsiu-chu’s (洪秀柱) attendance at China’s military parade on Wednesday celebrating the 80th anniversary of the end of World War II.

China’s state-run China Central Television (CCTV) identified Hung as the representative of the Chinese Nationalist Party (KMT), as she was also a former KMT chairwoman.

Hung was deputy legislative speaker and a prominent Taiwanese political figure, MAC Deputy Minister Shen You-chung (沈有忠) told a news conference after a Cabinet meeting.

Former Chinese Nationalist Party (KMT) chairwoman Hung Hsiu-chu, left, meets with Chinese People’s Political Consultative Conference Chairman Wang Huning in Beijing yesterday. Photo: CNA

The Act Governing Relations Between the People of the Taiwan Area and the Mainland Area (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 stipulates that the Legislative Yuan would have to launch an investigation to determine whether Hung contravened the act, Shen said.

“We will fully cooperate if the Legislative Yuan launches an investigation,” he said.

The act has some gray areas, such as what constitutes “cooperative activities” with China and “harming national interests,” Shen said.

As such, the act authorizes the agency where the stakeholder used to work to investigate and verify.

Hung could face a fine of NT$100,000 to NT$500,000 for contravening the act, Shen said, adding that the council would propose amendments to the act if the public believes that those gray areas should be addressed and penalties are not strict enough.

Article 9-3 states that no person who previously assumed the office of deputy minister as a political appointee or major general or a higher-ranking post in national defense, foreign affairs, mainland affairs or any government agencies related to national security, or who served as the chief officer of intelligence agencies, shall participate in any ceremony or activity held by a political party, military, administrative or political agencies (institutions) or organizations in China, which in turns harm national dignity.

Conduct that is deemed harmful to national dignity includes saluting the Chinese flag or emblems, singing the Chinese national anthem or other similar behavior that symbolizes Beijing’s political authority, the article says.

So far, it does not seem that Hung should be regulated based on Article 9-3 of the act, MAC Deputy Minister and spokesman Liang Wen-chieh (梁文傑) told the council’s weekly news conference.

“She used to be the deputy legislative speaker, which oversaw the operation of the legislature’s Foreign and National Defense Committee and could consequently come into close contact with confidential security information. We will study the legislative purpose of the article first,” Liang said.

However, Hung went to China as a former KMT chairwoman, for which the party should be held accountable, Liang said.

Aside from the Chinese military parade on Wednesday, Hung met with the Chinese People’s Political Consultative Conference Chairman Wang Huning (王滬寧) yesterday afternoon.

In response, Liang quoted from a council statement issued in 2015 that said: “It is regrettable that certain Taiwanese attended the military parade in China without defending the government’s contribution in withstanding Japan’s invasion and upholding national dignity.”

This official statement was approved by then-MAC minister Andrew Hsia (夏立言), who is now the KMT’s deputy chairman.

“This was our position 10 years ago. It remains our position now,” Liang said.

He also said that fewer Taiwanese entertainers in Taiwan shared celebratory messages about the military parade this time.

This shows that the council’s warnings not to amplify Chinese “united front” propaganda worked to deter such behavior, he said.

The CCTV gave Taiwanese entertainers six text templates to choose from and share on social media.

None of them crossed the line, Liang said, adding that the council would conduct further research into the matter.

The bottom line is that they must not denigrate Taiwan’s sovereignty and must not advocate taking over Taiwan by force, he said.

people: 洪秀柱 梁文傑

title: MAC would support probe into H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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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iwan is unlikely to become a bargaining chip amid the intensified rivalry between the US and China, a cross-strait expert said yesterday.

Chang Wu-ueh (張五岳), an associate professor in Tamkang University’s Graduate Institute of China, made the remarks at a forum in Taipei on strategic implications for Taiwan following the US-Russia Summit in Alaska, the 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 Summit in Tianjin, China, and the military parade in Beijing.

Chinese President Xi Jinping (習近平) made the shortest speech — only 920 words — compared with previous celebrations over the end of World War II and did not touch on cross-strait issues, Chang said.

Tamkang University Graduate Institute of China associate professor Chang Wu-ueh, right, speaks at a forum in Taipei yesterday. Photo: CNA

Rather than focusing on Xi’s speech, people should focus on how he wanted to demonstrate China’s military might and its perspective o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which were explicitly declared to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and to Chinese through the parade, Chang said.

Xi did not comment on cross-strait issues because Chinese People’s Political Consultative Conference Chairman Wang Huning (王滬寧) had reiterated principles of “one China” and “anti-independence” at a forum in Beijing on Tuesday, Chang said.

“China would also focus on celebration of the 80th anniversary of Taiwan Retrocession Day on Oct. 25. It is likely to have new narratives on issues related to Taiwan,” Chang said.

Regarding the meeting between Xi and US President Donald Trump, Chang said that Taiwan is unlikely to be used a bargaining chip, even though Trump is known for conducting transactional diplomacy.

“The American public, including politicians, citizens and mainstream media, has come to view China as the biggest threat and potential enemy. That perception is not likely to change because of the will of any individual,” Chang said.

Meanwhile, Beijing has not offered anything Trump would consider worth trading Taiwan for, Chang said.

Whether Beijing can trust Trump to make good on his promise remains a question, he said.

“Instead of worrying that Taiwan would be used as a bargaining chip, people should be concerned whether cross-strait tensions would continue to increase if the structural conflicts between the US and China remain unresolved,” he said.

Cross-strait relations remain a fragile, but manageable risk, he said, adding that the US-China rivalry is expected to continue.

Taipei Medical University Center for General Education deputy dean Chang Kuo-cheng (張國城) said that Xi kept his speech at the parade short possibly because it was not an occasion to lecture world leaders.

It was also possible that his health did not allow him to deliver a long speech, he said.

“The massive display of drones and uncrewed submarines showed that China is researching and developing uncrewed vehicles and shaping the direction of wars in the future,” Chang Kuo-cheng said.

North Korean leader Kim Jong-un also used the opportunity to introduce his daughter Kim Ju-ae to other world leaders, who could be the regime’s next supreme leader, he added.

title: Taiwan unlikely to be bargaining chip: expe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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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ijing touts alternative order at WWII parade: U.S. scholars

Beijing’s large-scale military parade on Wednesday was aimed at promoting an “alternative global order” to replace U.S. dominance, U.S. scholars told CNA.

Richard Bush, a nonresident senior fellow at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and former managing director of the American Institute in Taiwan, said China sought to send the message that it “is getting stronger and stronger.”

Bush said that China was trying to convey that “China is a firm pole of the emerging international system, replacing the U.S.” and that “Beijing is consistent in its principles and priorities and Washington is not.”

Chinese President Xi Jinping, Russian President Vladimir Putin and North Korean leader Kim Jong Un arrive for a reception marking the 80th anniversary of the end of World War Two, at the Great Hall of the People in Beijing, China September 3, 2025. Photo: REUTERS

Bonnie Glaser, managing director of the German Marshall Fund’s Indo-Pacific Program, added that in addition to demonstrating military prowess, Beijing wanted to advance its Global Governance Initiative as part of its push for an alternative order.

She said the parade in Tiananmen Square, held to mark the 80th anniversary of the end of World War II and the Second Sino-Japanese War, also reinforced China’s wartime narrative, which highlights China and the Soviet Union’s roles in defeating fascism while downplaying those of other Allies. It also sought to strengthen China’s claims to Taiwan by invoking the Cairo and Potsdam Declarations, she said.

At the parade, attended by North Korean leader Kim Jong Un and Russian President Vladimir Putin, Chinese President Xi Jinping (習近平) declared that victory was achieved under a national united front against Japan led by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CCP), according to Xinhua News Agency.

Taiwan’s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rejected that claim as a “falsehood that deviated from the facts,” stressing that the Cairo and Potsdam Declarations affirmed the Republic of China’s (ROC, Taiwan’s official name) sovereignty over Taiwan.

It added that since the CCP did not exist at the time, it neither participated in the war against Japan nor had legitimacy to claim a role in the post-war order.


people: 羅智強 林沛祥 韓國瑜 李彥秀 李逸洋

title: KMT delegates meet Japan Diet memb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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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CHANGES: The meeting came ahead of a planned visit to Japan by Legislative Speaker Han Kuo-yu later this month, who would also visit the Osaka Expo on the trip

A 27-member deleg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alist Party (KMT) led by caucus whip Fu Kun-chi (傅?萁) yesterday met with 20 members of the Japan-ROC Diet Members’ Consultative Council in Tokyo.

The group met with Japanese representatives including council chairman Keiji Furuya and secretary-general Koichi Hagiuda at the First Members’ Office Building of the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of Japan.

The visit would be the largest delegation in Taiwan-Japan parliamentary history, and was arranged in complete secrecy within just one week, Fu said.

A delegation of Chinese Nationalist Party (KMT) lawmakers meets with members of the Japan-ROC Diet Members’ Consultative Council in Tokyo yesterday. Photo: Lin Tsuei-yi, Taipei Times

The opposition party delegation arrived in Japan on Tuesday, ahead of the new Legislative Yuan session.

The two nations need to maintain close cooperation and enhance competitiveness in light of US President Donald Trump’s tariffs, US trade policies and adjustments to semiconductor policies, Fu said.

Caucus secretary-general Lo Chih-chiang (羅智強), caucus deputy secretary-general Lin Pei-hsiang (林沛祥) and Representative to Japan Lee Yi-yang (李逸洋) also attended.

The delegation was invited by the council to discuss Taiwan’s ascension to the Comprehensive and Progressive Agreement for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in which Japan plays a key role following the US’ withdrawal from its predecessor, the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under Trump in 2017, Fu’s office said in a statement.

The meetings would also discuss disaster prevention and mutual aid, while establishing deeper economic and trade relations, it added.

Fu thanked the council for its long-standing support for Taiwan’s political parties, as Japan and Taiwan work closely in fields from economics and culture, to academia, tourism and industrial technology, he said, with frequent official and private bilateral communication.

Last year, Taiwan Semiconductor Manufacturing Co opened its first chip manufacturing fab in Japan’s Kumamoto Prefecture, contributing significantly to talent cultivation and local development in the country, he added.

Taiwan and Japan are also natural leaders in shaping Asia’s new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landscape, he said.

KMT Legislator Lee Yen-hsiu (李彥秀), who joined the trip, wrote on Facebook that the visit to Japan’s Diet reflects the party’s long-term goal of fostering friendly exchanges with Japan.

The KMT hopes such exchanges between the two legislatures can become routine to help strengthen cooperation on security, supply chain resilience and people-to-people ties, Lee said.

Furuya, a veteran member of Japan’s ruling Liberal Democratic Party, was quoted in Fu’s statement as saying that he hopes that Taiwan and Japan would deepen bilateral relations, develop their democracies and ensure peace in the Taiwan Strait, as regional safety and stability are crucial to Taiwanese and Japanese residents in Taiwan.

Furuya said he looked forward to welcoming Legislative Speaker Han Kuo-yu (韓國瑜), a senior KMT member, during Han’s upcoming trip to Japan later this month.

A source said that Han is scheduled to lead a cross-party legislative delegation to Japan from Sept. 25 to Sept. 29 to promote parliamentary diplomacy.

The group is also expected to visit the Osaka Expo, the source said.

Additional reporting by Liu Wan-ling


title: Batter up

content_text: President William Lai, center, takes a selfie with members of Taiwan’s U-15 Asian Baseball Championship team during a reception for little league athletes at the Presidential Office in Taipei yester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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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government is to set up a professional team to help the Taiwan Electrical and Electronic Manufacturers’ Association (TEEMA) and other industry associations establish high-tech parks overseas, Minister of Economic Affairs Kung Ming-hsin (龔明鑫) said yesterday.

The ministry has learned from industry groups, such as TEEMA, that their member companies intend to expand globally, and the government would fully support them by creating a cross-ministerial professional team, Kung said.

Kung on Monday met with leaders from major industry associations, including TEEMA chairman Young Liu (劉揚偉).

Minister of Economic Affairs Kung Ming-hsin, center, and other ministry officials attend a Ghost Festival ceremony at the ministry in Taipei yesterday. Photo: CNA

Liu, chairman of Hon Hai Precision Industry Co (鴻海精密), said at the time that TEEMA would cooperate with the government and help establish technology parks in the US, Mexico, Poland or India to help Taiwanese firms bypass US tariffs.

As such work involves park development, operational management, tenant support and supply chain assistance, as well as communication with local authorities on infrastructure issues, such as water, electricity and roads, it would be better for the government to handle negotiations, Kung said yesterday.

With a US federal appeals court ruling last week that many of US President Donald Trump’s tariffs were illegal, Kung said Taiwanese industries might face fewer challenges if the US Supreme Court upholds the lower court’s ruling, prompting the US government to change its tariff policy.

Still, the ministry would continue to provide financial support, promote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and help companies expand into other markets, with most policies expected to remain on schedule, he said, adding that he learned during recent visits about the difficulties machine tool makers and other companies in traditional industries face.

Aside from tariffs, traditional industries face a host of other challenges, he said, adding that the ministry would do its best to assist heavily affected industries.

Kung reiterated that the ministry would provide key data on large-scale layoffs and difficulties confronting traditional industries, and 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s, when government-backed minimum wage and electricity rate committees meet in the coming weeks.

The ministry would also discuss potential measures with the Ministry of Labor to help industries facing greater challenges, Kung added.

title: Professional team to aid industries: official


title: White House asks for expedited tariff ru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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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 President Donald Trump’s administration on Wednesday asked the US Supreme Court for an expedited ruling preserving the tariffs that have roiled global markets, saying a lower court ruling against it has already damaged trade negotiations.

US Solicitor General John Sauer urged the court in a filing to “expedite resolution of this case to the maximum extent feasible, given the enormous importance of quickly confirming the full legal standing of the President’s tariffs.”

The petition comes after a 7-4 ruling by the US Court of Appeals for the Federal Circuit, which found that Trump exceeded his authority in tapping emergency economic powers to impose wide-ranging duties.

US President Donald Trump speaks during a Cabinet meeting in the Cabinet Room of the White House in Washington on Tuesday last week. Photo: AFP

However, the judges allowed the levies to stay in place through the middle of next month, giving Trump time to take the fight to the US Supreme Court.

Since returning to the presidency, Trump has invoked the International Emergency Economic Powers Act to impose “reciprocal” tariffs on almost all US trading partners, with a 10 percent baseline level and higher rates for dozens of economies, including the EU and Japan.

Trump tapped similar powers to slap separate tariffs on Mexico, Canada and China over what he said was the flow of deadly drugs into the US.

The appeals court ruling also cast doubt over deals Trump has struck with key trading partners such as the EU, raising the question of what would happen to the billions of US dollars collected by the US since the tariffs were put in place — if the conservative-majority Supreme Court does not side with him.

Several legal challenges have been filed against the tariffs. If they are ultimately ruled illegal, companies could potentially seek reimbursements.

On Tuesday, Trump told reporters that “if you took away tariffs, we could end up being a third-world country.”

In a declaration filed with the petition, US Secretary of the Treasury Scott Bessent said that the appellate court’s decision “gravely undermines the President’s ability to conduct real-world diplomacy and his ability to protect the national security and economy of the United States.”

“World leaders are questioning the President’s authority to impose tariffs, walking away from or delaying negotiations,” he said, adding that the ruling had stripped the administration of “substantial negotiating leverage.”

He added that delaying a final ruling until June next year could result in a scenario where “US$750 billion-US$1 trillion in tariffs have already been collected, and unwinding them could cause significant disruption.”

The solicitor general requested oral arguments by early Novem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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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Long-term Care Plan was originally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aspects of the Democratic Progressive Party’s (DPP) social welfare agenda. Its original intention was well-meaning — to provide care for the elderly population, reduce the burden on families and make society as a whole more compassionate.

However, after having been implemented for several years, the public response to the plan did not meet expectations — it has caused resentment even on the front lines. The most direct example of this is that home care workers, who were supposed to be the policy’s greatest beneficiaries and promoters, have publicly expressed an unwillingness to support the DPP during elections. This alarming gap highlights a major disconnect between the policy and public opinion. So what exactly is the problem?

Home care workers earn low wages, despite their long working hours, and generally lack respect in society. While the government keeps touting long-term care as a social responsibility, the actual assurances provided for those in the field are insufficient, and frontline caregivers feel that they have been exploited as a result.

On top of this, families that employ home care services typically have negative experiences. Many complain about overly cumbersome application procedures, long waiting times and a lack of resources, leaving families with no real care services. Over time, the long-term care policy has become one that sounds ideal on the surface, but is entirely disconnected from reality.

This is one of the main reasons why the DPP has continued to see a decline in votes in the past three elections. The DPP suffered a devastating loss in the 2018 local elections, where the Chinese Nationalist Party (KMT) won a majority of city, county and municipal governments. The party suffered yet another blow during the 2022 local elections. Although President William Lai (賴清德) won last year’s presidential election, his vote share dropped to just 40.05 percent and the DPP became the minority in the Legislative Yuan.

These warning signs cannot be blamed on voters “not understanding policy,” but rather on the ruling party for turning a blind eye to the true feelings of citizens. Policy is more than just briefs and reports — it requires a humane approach that focuses on the concrete experiences of peoples’ daily lives.

For the public, long-term care is not some flowery slogan, but a real need: “My elderly family member needs immediate help,” “I can afford the costs,” and “I trust that they will receive quality care.” Regardless of how well-designed a policy is, if the public’s needs are not met, it is nothing but an empty promise.

Thus, the DPP should devise a plan for concrete improvement. First, it should improve the salary system for home care workers by incorporating caregiving into a semi-public protection framework to ensure that wages at least match the average labor market salary. It should also expand opportunities for further education and promotion in the caregiving field.

Next, it should simplify the application process for families seeking care by introducing a single-window and digital system, allowing families to access care services quickly instead of being overwhelmed by paperwork.

Third, it should implement measures to improve quality control of care services to ensure consistency with service standards and avoid regional disparities, and further establish complaint and real-time assistance mechanisms.

Finally, it should promote a community care model that encourages cooperation between local clinics, community centers and volunteers, so that care is more closely connected with daily life.

At its core, politics is about more than just governance — it is about possessing empathy for citizens. If long-term care becomes a more severe policy dilemma, it could lead to another major defeat for the DPP government.

Hsiao Hsi-huei is retired.

Translated by Kyra Gustavsen

title: Failures in long-term care hurt the D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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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uch-anticipated 2025 Quadrilateral Security Dialogue (Quad) Summit, scheduled to take place in New Delhi later this year, has faced a setback, with US President Donald Trump reportedly to skip the meeting amid heightened India-US tariff tensions. Trump’s recent statements have raised alarms in India about the US’ trustworthiness, prompting New Delhi to adopt a damage control approach.

Indian Prime Minister Narendra Modi attended the 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 summit in Tianjin, China. However, mindful of not being played by Beijing or sending the wrong signals, he avoided China’s “Victory Day” military parade on Wednesday. He also made a stand-alone trip to Japan, a key Quad member, for the first time in seven years. During his visit, Modi and Japanese Prime Minister Shigeru Ishiba decided to scale up their technological and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iscussed ways to control the damage done by Trump’s tariffs.

Last week, Japan canceled a ministerial-level trade talk with the US. Before canceling the trade minister’s visit, Tokyo also canceled the annual 2+2 talks with the US after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requested that it raise its defense spending to 3.5 percent of GDP, higher than the US’ earlier request of 3 percent. In March, Ishiba asserted that Japan would decide its defense budget on its terms and requirements. The cancelation of the 2+2 talks and the difficult trade negotiations over tariffs have compounded the bilateral tension between the two allies.

The Pentagon recently launched a review of the AUKUS deal, which aims to equip Australia with nuclear-powered submarines and promises up to five US Virginia-class submarines until Australia develops its submarines in partnership with the UK. The move has made Australia anxious, as the review might lead to the downsizing or abandonment of the deal. Seasoned Australian policymakers, such as Gareth Evans, have already begun voicing their concerns regarding the agreement.

With India, Trump’s tendency to be a dealmaker has caused bilateral tensions. Trump has repeatedly claimed that he brokered a ceasefire between India and Pakistan in May following clashes between the countries by leveraging trade pressure, which India has formally denied.

Moreover, the US’ public engagement with the Pakistani military, such as Trump’s lunch with Pakistani Army Chief General Asim Munir, has irked India.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s re-hyphenation of India and Pakistan has led to bilateral tensions between India and the US.

Clearly, the Quad is in a quandary. It was during the Trump 1.0 administration that the Quad was revived in 2017. Over the past eight years, the Quad has made substantive progress. The foreign ministers’ July meeting in Washington underscored significant strides in the Quad’s agenda and sustained commitment to four priority areas: maritime and transnational security, economic prosperity and security, critical and emerging technology, and humanitarian assistance and emergency response.

The Quad is actively conducting various activities to bring its vision to fruition. From the first-ever Quad-at-Sea Ship Observer Mission to address unlawful maritime activities in the Indo-Pacific, to the Indo-Pacific Partnership for Maritime Domain Awareness, the Maritime Initiative for Training in the Indo-Pacific workshop, and the Maritime Legal Dialogue, the Quad has moved multilateral cooperation to great heights.

The Quad’s resolute disapproval of the bellicose diplomatic and military approach in the South and East China seas, the Critical Minerals Initiative to reduce over-reliance on China for the supply of critical minerals, and focus on protecting a rules-based order in the Indo-Pacific have established it as a security provider in the region.

However, Trump’s penchant for throwing surprises in dealing with member countries risks derailing the Quad’s progress. While the three other members of the group have enhanced their security and economic partnerships, Trump has been taking steps that might jeopardize the Quad’s unity and shared goals,

If not addressed skillfully, Trump’s unpredictable diplomatic moves could derail the Quad’s positive trajectory. Therefore, it is crucial to “Trump-proof” the Quad.

A more systematic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the Quad could safeguard the grouping from the challenges thrown up by leaders and the dynamics of any member country. Such institutionalization, particularly at the ministerial and senior official levels, would also lead to greater coordination among member states.

It could be beneficial in picking low-hanging fruit, such as the rapid implementation of already announced and non-controversial projects.

Currently, the Quad is viewed as a flexible arrangement of like-minded democracies in the Indo-Pacific, which is insufficient to deter China militarily. Institutionalization would lead to greater policy coordination and more actionable outcomes at the ground level. Additionally, greater institutionalization could also lead to increased efficiency in the functioning of the Quad, as it would facilitate seamless policy coordination in a time-bound manner.

That said, considering the way Trump has been overshadowing his officials, such a task needs a more coordinated and collaborative approach from Tokyo, Canberra and New Delhi. Only when those three members are united in their strategies and demonstrate resolve in driving the Quad forward would the grouping be able to overcome the “personality factor.”

Rahul Mishra is an associate professor at the Centre for Indo-Pacific Studies of the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at Jawaharlal Nehru University in New Delhi, and a senior research fellow at the German-Southeast Asian Center of Excellence for Public Policy and Good Governance at Thammasat University in Thailand. Harshit Prajapati is a doctoral candidate at the Centre for Indo-Pacific Studies.

title: Safeguarding the Quad from Trum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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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rth Korea’s Kim Jong-un lines up with ‘big boys’ at China military paradeThe reclusive young leader’s debut in multilateral diplomacy displayed optics of allying with China and Russia, and would help Pyongyang secure economic aid in the face of continued sanctions

North Korean leader Kim Jong-un’s trip to Beijing this week offered the reclusive young leader an unprecedented opportunity to stand beside partners from China and Russia, gain implicit support for his banned nuclear weapons and expand his diplomatic circle.

Kim rode into the Chinese capital in his signature armored train on Tuesday, ahead of his attendance at a military parade held by China on Wednesday to commemorate the end of World War II. He had never attended a world event with so many other foreign leaders, and it marked one of his most momentous diplomatic moves since holding historic summits with US President Donald Trump during his first term, analysts and South Korean officials said.

While more than two dozen national leaders attended, Russian President Vladimir Putin and Kim flanked Chinese President Xi Jinping (習近平) on either side during the parade.

“It’s elevating North Korea’s position to kind of the big boys, and then Kim can project that image back home like he did with his summit with Donald Trump, he can really show off his world statesman side,” Asia Society senior fellow John Delury said. “Kim Jong-un is a global brand.”

Some Western analysts have dubbed the trio an “Axis of Upheaval,” but South Korea’s National Intelligence Service (NIS) told lawmakers in Seoul on Tuesday that the event might be unlikely to lead to real trilateral cooperation soon.

However, what is more clear is the political, economic and military benefits to Kim and North Korea, which is under numerous international sanctions for its nuclear weapons and ballistic missile programs, and the government’s human rights abuses.

“This China visit is a bold move by Kim Jong-un as he makes a debut in multilateral diplomacy by displaying the optics of allying with China and Russia, and it’s likely he will go on to take dramatic steps both domestically and internationally,” South Korean lawmaker Lee Seong-kweun told reporters after a closed-door briefing by the intelligence agency.

South Korea’s parliament speaker also attended the event and said on Tuesday that he would raise the issue of peace on the peninsula if he got a chance to see Kim, but a meeting did not happen.

Kim visited North Korean missile production facilities immediately before leaving for China, underscoring the country’s status as a nuclear power, Seoul-based Institute for National Unification senior research fellow Hong Min said.

“In addition, North Korea’s legitimacy for possessing nuclear weapons is indirectly supported by watching and applauding a military parade featuring China’s advanced [nuclear] weapons,” he said.

Kim in 2023 embarked on a significant diplomatic gambit with Putin that led to summits in Russia and in North Korea, a mutual defense treaty, and the sending of thousands of troops and weapons for Russia’s war in Ukraine.

The Beijing visit would help restore North Korea’s relations with China, which have frayed as Kim cultivated those Russian ties, and help Pyongyang secure economic aid in the face of continued sanctions, the NIS said.

It could also help Kim hedge his bets in case the war in Ukraine winds down and Russia no longer needs as much help, and could send signals to Washington by displaying China’s support, the NIS added.

“From Kim’s perspective, this visit and these events present nothing but opportunities and benefits,” Stimson Center nonresident Michael Madden said, adding that the last time a North Korean leader was present at a big, multilateral event such as this outside the country was in 1959.

Beyond Xi and Putin, Kim would have his first chance to meet with leaders of many countries, even if only informally, and potentially expand cooperation or simply make a first impression on otherwise wary officials, Madden said.

“As we have seen in the past, the impact of the North Korean leader’s presence, shorn of the trappings of the... propaganda machine, is almost always disarming to foreign leaders,” he said. “Foreign leadership who have avoided North Korea may change their minds if they meet Kim.”

The event was attended by leaders of a number of countries that have a history of purchasing arms from North Korea, including Russia, Iran, Myanmar and Pakistan.

“I do believe that the sales for weapons are one of the purposes of this visit,” Asan Institute research fellow Yang Uk said.

However, that is likely secondary to the political messaging, and given that UN Security Council resolutions technically remain in force on North Korea, any arms deals would have to happen under the table, he sa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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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an upgraded, nuclear-armed missile with near-global reach, to air defense lasers, hypersonic weapons and sea drones that could crowd its near seas, China sent a broad message of deterrence with its largest-ever military parade on Wednesday.

Military analysts and diplomats said Chinese President Xi Jinping (習近平) was serving multiple constituencies as he oversaw the parade — the US and its allies, China’s neighbors, plus regional powers India and Russia, and countries potentially eyeing purchases of Chinese technology.

“For all the operational questions that surround some of these new elements, China was sending a message of technological advance and military strength on all fronts — there is indeed a lot for rival defense planners to get their heads around,” security analyst Alexander Neill said.

S. Rajaratnam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China program assistant professor James Char (夏爾) said that the comprehensive range of new weapons on show highlighted how the Chinese military was determined to be able to control its near seas in any potential conflict with the US.

“The combination of the [sea] ... drones that they have and also the missiles, it will create an area with that external navies couldn’t even enter to intervene in the event of a contingency,” Char said.

Specifically, the new torpedo-shaped drones and array of hypersonic weapons that could be fired from land, sea and air would be a serious threat for the US and its partners — particularly when combined with its growing number of DF-26 medium-range ballistic missiles that could target ships and bases such as Guam.

Beyond the neat demonstration of precision and discipline on display at the parade, question marks remained about the full capabilities of the new weapons, Char said.

Analysts have long said that China would have to effectively secure control of the South and East China seas in any conflict over Taiwan to ensure success — no easy task, given the traditional naval dominance of the US across East Asia.

title: China’s new weaponry parade is a  message of deterrence